能够“水晶观鱼”，又何必“雾里看花”？-对产权交易（私募）融资与发行股票融资两大市场的浅析/彭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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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斗争的现实思考
??兼论机场公安机关的反恐对策

张昭辉*


内容提要：恐怖主义作为全人类的公害，对社会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通过对恐怖主义概念、类型和根源的阐述，进而对当前恐怖主义的新特点、新动向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联系实际，与时俱进，提出了相应的反恐对策。
关 键 词：恐怖主义 类型 根源 特点 对策

就在“9·11”还是人们记忆犹新的伤痛和阴影时，并不太平的世界在近期又传来一串串噩耗：2003年5月12日、13日、14日、16日、17日，国际恐怖组织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俄罗斯车臣共和国、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以色列耶路撒冷等地多次发动了恐怖袭击和自杀性恐怖爆炸，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灾难性后果。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引起国际社会极大的震惊和强烈反应。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孳生于上一个世纪的现代恐怖主义经过半个世纪的蔓延，已成为全人类的公害，而且已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据说世界上各种名目的恐怖组织已有1000多个，遍及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各种恐怖主义活动每年要发生数百起，对人类生命财产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在当前严峻的反恐形势前，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等恐怖主义、准恐怖主义势力的侵害和威胁。笔者冒昧以绵薄之力历陈对恐怖主义的管窥之见和粗疏对策，粗成此文，见笑于方家。
一 恐怖主义：概念的展开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明白，恐怖主义是一种政治暴力。
不论它在什么地方发生，都是针对我们的民主政体，针对我们的
基本价值观念，并且经常针对我们的根本战略利益。
?? 〔美〕乔治·舒尔兹

恐怖，是指由于生命受到威胁而引起的恐惧。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20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中，人们通常认为，它不是指一般孤立的偶然犯罪，而是指一种有组织、有制度、有政治目的又不同于战争的暴力活动。关于恐怖主义的全球较有影响的定义据说有100多种，《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对各国政府、公众和个人使用令人莫测的暴力讹诈或威胁，以达到某种特定目的的政治手段。各种政治组织、民族团体、宗教狂热者和革命者、追求正义者以及军队和警察都可以利用恐怖主义。” 与此类似，《美国法典》的定义是：“恐怖主义”一词是指经过预谋的，有政治目的，且针对非军事目标的，由非国家的集团或秘密组织进行的暴力活动，其目的通常是影响大众；美国国防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是：“为实现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目的，对个人或财物非法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力量或暴力，以强制或胁迫政府及社会。” 基于人道主义及和平主义的立场，一种对恐怖主义的通用、简单的解释是“恐怖主义是旨在制造恐惧或者惊慌气氛的暴力或暴力威胁”。 而1937年11月16日在日内瓦签订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该公约至今未生效）中第1条第2款中规定，恐怖行为是“指直接反对一个国家，而其目的和性质是在个别人士、个别团体或公众中制造恐怖的犯罪行为。”
西方人的多数定义的最大问题是他们们仅仅关注暴力现象本身，特别是针对发达国家的那种渲泄式的个体的报复行动，而很少去发掘恐怖主义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尤其忽略了其文化宗教意涵和现存国际制度造成的对立情绪，从而放弃了对恐怖主义的历史洞察。由于对恐怖主义认识上的政治化倾向，恐怖主义问题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宗教、道德等多种深层次因素，经常掺杂了特殊利益和价值判断在内，使得恐怖主义的概念带有某种感情色彩或政治倾向，难以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际通用的法律概念，因此要对恐怖主义下一个标准化的定义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不妨把恐怖主义理解为恐怖分子对人身或财产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引起人们的心理恐惧或者胁迫第三方（包括国家、组织或个人）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以实现行为人预期目的的行为。其特点可以界定为：
1、 恐怖活动是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对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危害社会的结果难以准确预测；
2、 恐怖行为的实施只是恐怖分子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
3、 恐怖活动的实施伴随着暴力行为或以暴力相威胁；
4、 恐怖活动的目的是政治目的，或是出于其他利益的带有政治性的目的。
这个恐怖主义的定义相对来讲较为客观全面，同时涵盖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所有内涵。国际恐怖主义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1、攻击的目标是外国目标；2、目的在于影响外国政府的政策。它有可能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从而在国际社会造成恐怖状况，扰乱人们正常的活动以及不同国籍公民之间、组织之间、国家之间正常的国际交往。正因如此，国际恐怖主义在政治上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阻碍地区冲突的和平进展，引发外交或军事争端，激发军事对抗，制造民族分裂，扩大民族矛盾，加速民族问题国际化的进程；经济上，通过直接攻击经济目标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破坏正常经济秩序造成经济混乱；军事上成为现代武装冲突的诱因，对世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一般说来，政治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政治行动主义等。但从近年来的国际恐怖活动看，大有超越政治目标和政治信仰的趋向。因此其影响和危害远胜于国内恐怖主义。
现代恐怖主义也称新恐怖主义，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是全球化时代一些极端组织或个人，甚至是国家，为实现其政治和社会目标，甚至是宣泄对某些社会现实的不满，采取以制造全球性或区域性恐怖效应为标志性手段，动员一切可利用的恐怖活动资源以求一搏的极端性行为。其恐怖活动对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均构成巨大威胁。其最为明显的特征是恐怖活动已“超越政治信仰、民族感情、宗教信仰，发展到极端虚无主义、愤恨情绪、复仇主义和追求轰动效应的阶段”。 恐怖主义攻击行为具有非人道的超暴力的特点。
二 恐怖主义：类型和根源
“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合法性、及时性、激烈和灵活性的化身，是道
德的起源。”
??〔法〕罗伯斯庇尔

目前恐怖主义已从一般意义上的非传统威胁上升为国际公害，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的恐怖活动作为恐怖主义的最主要存在方式，是极其复杂的。虽然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人们之间的认识依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差异，但对恐怖主义和反恐斗争认识的趋同性日益加强，研究也日益深化。在分析恐怖主义的类型、根源方面，国外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学以至病理学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比较分析，他们认为恐怖主义从根源、动机到目标和手段，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的恐怖主义都有不同的根源背景和动机。对其进行分类时主要依两种标准，一类是按照恐怖分子的行为方式和手段，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为分水岭，分为传统恐怖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或新恐怖主义）； 另一类是根据恐怖主义行为的动机和根源，可将自冷战结束以来比较活跃、影响比较大的恐怖主义分为极端民族主义型（如我国的“东突”）、宗教极端型（如臭名昭著的“基地”组织）、邪教型（如日本的“奥姆真理教”）、极右型（如西班牙的“埃塔”）、极左型（如德国的“红色旅”）、黑社会型（如美国的“三K党”）等。此外还有学者将恐怖主义直接划分为政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且认为二者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
尽管不同类型恐怖主义的恐怖手段常常类似，但产生根源、社会基础和影响力的差别却是很大的，论及恐怖主义的根源，西方学者有“反抗??镇压??反抗”论、“相对剥夺??挫折??攻击”论和“政治压力”论等诸多观点，认为恐怖主义表现出对现存制度、国家和政府或者是其他集团阶级和阶层以及对其他国家、民族的强烈不满、仇恨和对抗，因此在寻找恐怖主义的动机和根源时，国内和国际社会存在的压迫、剥削、占领、入侵及不平等、不公正等被认为是产生恐怖主义最普遍的（尽管不是绝对的）根源。同时有反抗就有反反抗，就有镇压。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暴力和政治工具，自然涉及到权力的争夺和维护，于是人类历史长期存在一个暴力??反暴力、革命??反革命或恐怖??反恐怖这样一个暴力圈。由于其根源和背景极为错综复杂，因此国际社会对“什么是恐怖主义”“谁是恐怖主义”等问题至今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美国纽约州宾汉顿大学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早在1999 年3 月1 日就发表了题为“恐怖分子、解放者和其他人”的11号评论，尖锐而又无奈地承认，关于恐怖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甚至是尖锐对立的观点，根本不存在首尾一贯的立场或首尾一贯的态度。
但是，西方学者的研究并未触及恐怖主义产生的本质原因。恐怖主义之作为当今国际社会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国际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的产物。
第一，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极端思潮是当前引发恐怖活动的重要因素。冷战结束后，被两极对立格局掩盖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进一步抬头，西方国家对此采用双重标准，甚至公然允许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分离主义、宗教狂热主义、反政府的敌对势力等极端分子在其国内进行政治蛊惑和经济筹资活动，纵容或支持其从事旨在分裂他国的恐怖主义活动。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势头籍此甚嚣尘上。例如，劫机恐怖事件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不少西方国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与双重标准处理劫机事件。东京条约、海牙公约、蒙特利尔公约等反对劫机活动的国际公约的签署与实施，对于反劫机斗争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主要是靠各缔约国在自愿基础上的"善意遵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约束力强，而对西方大国的约束力却很弱，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斗争，对公约的适用范围与惩治条例解释不尽相同，西方国家经常以"政治犯"为名，为东方阵营的劫机犯解脱，实际上是纵容劫机犯罪。此外，西方国家还在反恐怖协议中声称有保留权，特别是保留了自己将某些罪犯当作"政治犯"处理的权利，从而可以不予引渡，使这些协议在实际上难以起到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劫机是中国恐怖活动一个很突出的形式。劫机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台湾当局为劫机者提供庇护，甚至捧为“英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台湾当局后来不得不改变这种做法，因此在90年代后，劫机事件逐渐减少。
第二，从大的方面来讲，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的内部分裂是产生恐怖主义的三大温床，这种状况将世界分为力量悬殊的几个阵营，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同时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独享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大多数人却日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只有选择恐怖主义作为弱者的反抗武器、确立自己身份的手段；
第三，现代恐怖主义是在全球化形势下，国家、阶级、种族和宗教之间利益和文化尖锐冲突的产物。 全球化最典型的特征是加速商品、服务、劳动力、资本、货币、技术、信息、理念和文化的跨国流动，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小，使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全球性比较优势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凸现出来。由此带来的经济、文化、政治等等诸方面的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地区冲突，迫使少数政治力量、政治派别、团体和个人实施极端的攻击行为，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恐怖主义行动反对全球性主流文化的渗透，使恐怖主义在精神上找到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摆脱政治困境的道路。在此期间，大国利益的冲突也曾为恐怖主义的繁衍提供了发展空间。
“恐怖活动有着复杂的背景，人们对恐怖主义的判断往往带有不同的价值色彩、感情色彩，这使人类与恐怖活动的斗争也变得十分复杂。由于世界还存在产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人与人之间还存在敌视、仇恨、冲突，因此人类在21世纪将继续受到恐怖主义问题的困扰。” 目前，许多国家已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反对和打击恐怖暴力活动必须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富国不能继续推行损害穷国利益的政策，国际机构必须改革现行国际规则，逐步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恐怖分子和恐怖暴力活动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三 当前恐怖主义的新特点、新动向
幸福和满意的人是不会采取残酷的暴力行为的。
? ?摘自The Age of Terrorism p.169
波音，客机中的战斗机。
－－某网虫戏言
据统计，在1968—1997年三十年时间内，全球至少发生国际恐怖主义事件13600起，平均每年约453起，造成的人身伤亡与财产损失难以数计。仅在20世纪80年代，全球发生5431个国际恐怖事件，造成4684人死亡；90年代，发生国际恐怖事件3824件，死亡2468人。美国在过去20年中，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人数为856人，“9·11事件”死亡人数将大大超过过去20年的总和。英国社会学者米·詹金斯统计，目前恐怖活动的持续增长率为10-12％；如此下去，10年后的每一年我们都会目睹到800起这类事件的发生何秉松教授在归纳新恐怖主义犯罪时认为有六大特征。他说，恐怖主义发展到今天，从其主流上看，已成为一种特殊的战争形式；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变得越来越野蛮、凶残、卑鄙无耻，越来越丧失天良和灭绝人性；他们使用的技术和武器越来越先进，并极力寻求使用大规模杀伤性和毁灭性武器来制造恐慌；恐怖主义者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过去恐怖主义者在暴力事件发生后，往往立即公开声明对此负责，希望人们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感到恐慌并引起社会对其目标的重视和注意，但今天恐怖主义者制造恐怖事件后却往往保持沉默或推卸责任；在打击目标上，他们已经由过去的随意性改为精心挑选、选择那些最能给人以致命的、毁灭性打击的并能引起人最大恐慌的目标；最后是恐怖主义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国际化的倾向。 概括起来就是手段高科技化、组织严密化、类型多样化，性质特别惨忍，危害极大，具有秘密、隐蔽、高机动性、高恐怖效应、高打击力度、高跨国性的特点。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暗杀、绑架或劫持人质、劫机和袭击机场、爆炸、袭击或占领外国使馆等恐怖手段外，核武器、生化武装的走私和扩散，信息高速公路的四通八达，使恐怖主义活动具有更大的危险性，世界有走进“超级恐怖主义时代”的危险。
长期以来，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中国诱发恐怖活动的因素相对较少，国际恐怖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较小。但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也给中国再次敲响警钟：中国绝非远离恐怖主义的“安全岛”， 中国在对付恐怖主义问题上切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以及非法宗教组织有所发展，形成了恐怖活动的社会基础。敌对势力也在利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敏感热点问题或社会矛盾，伺机制造事端或动乱。以极端恐怖手段报复社会的事件逐渐增多。暗杀、绑架、爆炸、袭击案件时有发生。港澳台、东南亚、东亚地区的黑社会势力在向中国境内渗透，枪支弹药等“高危”物品走私活动也很猖獗，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邪教组织势力等敌对势力也蠢蠢欲动。凡此种种，已经对中国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不容低估的现实威胁，引起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就当前国际反恐形势而言，反恐斗争呈现以下主要特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受到沉重打击后又有回升的新迹象；国际反恐斗争已成为影响世界战略格局演变及大国关系调整的新因素；国际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使传统安全观受到新冲击国际反恐合作进一步加强并取得新成果。
恐怖主义在当今，出现了以下六方面的新动向：
一是恐怖分子年龄上日趋低龄化、年轻化、职业化，甚至不乏少年甚至儿童恐怖分子。但随着宗教极端主义与极右思潮的泛滥，也有不少年龄较大的人甚至老年人卷入恐怖主义活动。未来的恐怖分子在继续保持年轻化特点的同时，也可能存在一种大龄化的发展趋势；
二是恐怖分子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行为主体，其个性心理也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或变态性），即恐怖分子身上的仇恨心理、冷酷心理、狂热心理等三大重要的非常性或变态性的心理特征，且有日益强化的趋势；
三是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犯罪也向高智能、高科技方向发展，以致传统的暗杀、爆炸、绑架、劫机、施毒等手段不断被使用的同时，利用生物、化学毒品武器、利用核武器、利用计算机网络等进行恐怖活动也渐露苗头，且有进一步发展之势。而爆炸作为一种简单实用、杀伤力大、攻击目标无限制、社会影响力广的作案方式，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最常用与最主要方式；
四是恐怖主义所依赖的经济来源日趋多元化、规模化，有从传统的走私贩卖毒品、武器、绑架勒索等向新经济领域渗透的迹象；
专家意见：不可忽略的证据类别

康健忠*


一、引人瞩目的案件
报载：2000年3月22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中国太阳神集团有限公司诉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广告歌曲侵权一案。[1] 原告诉称，其企业形像歌曲《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早已在广东省版权局登记注册且长期使用，多年来已为广大公众所熟知和喜爱，与太阳神企业已经融为一体，受著作权法的保护；而被告为宣传其“雪碧”产品，推出了广告歌曲《日出》，该歌曲在音乐主题、核心歌词和主要旋律等方面均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有许多雷同之处，这是凭借“太阳神”以往所做的努力、利用公众对太阳神企业形像歌曲的熟悉和喜爱，不正当地推销“雪碧”饮料，淡化“太阳神”，误导消费者，属不正当竞争行为，且侵害了原告的著作权并损害了其企业形像。被告辩称：一、两首歌曲并不雷同；二、《日出》是由台湾丰华唱片有限公司制作的，可口可乐公司和它早有约定，即便有纠纷，也应由该唱片公司或广告公司负责。
本案涉及到广告歌曲 的性质、权属和法律保护问题，在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尚属新颖类型，也有许多法律问题上的难点，并且，由于双方当事人都是其国内乃至在世界上都颇为著名的大公司，生产的产品也都有为广大消费者所喜爱 的优质饮料，所以，该案影响颇大。更为引人瞩目的是，该案是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如果判决后有当事人上诉，官司将打到共和国最高法院，所以，此案难免牵动人心，惹人关注。
本案可能将首先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和一个事实问题。① 一、有关广告歌曲的纠纷，是否属于著作权法的调整范围？二、《日出》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两首广告歌曲是否存在雷同（或相似、类同；或更甚之，仿写、摹仿；等等）？或换言之，歌曲《日出》是否具有独创性？② 三、如果存在雷同、类同、相似（或是仿写、摹仿），是否就是著作权法第45条第（四）项所称的“歪曲、篡改”、或是第46条第（一）项所称的“剽窃、抄袭”行为？
上述第二点是一个事实判断问题，是解决本案的基础与核心，此问题不解决，案件就没法处理。③ 笔者无意（也不可能）评说案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那是做为社会公众之所倚重者的裁判机关的权能。本文仅试图从法律角度探讨由案件第二个问题所引出的一个证据法学上的观点，即专家意见应当成为我国诉讼（无论是哪一种诉讼）法中的一种证据类别，希冀能够抛砖引玉，以求指正。
二、专家意见应当被确立为证据类别之一
专家，是指经过专业训练或实际经验，对某种工作有专门技能或专业知识的人 [2]；或是指具有特别技能或知识、表明其掌握某一特定学科的人。 [3]
在诉讼实务中，英美法院曾以多种形式对“专家”一词进行界定。其中有一种常见的定义是：所谓专家，是指或是凭借实际经验或是通过认真学习能够就某一门科学、艺术或是行业的某一具体事项有资格提出明确意见的人，而那些没有经过具体训练或是特别学习的人，不能胜任提出准确的意见或是得出正确的结论。[4]
专家意见（expert opinion），或称专家证词（expert testimony）、专家证据（expert evidence），顾名思义，即是指上述专家应当事人或法院的要求，针对诉讼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性问题所提出的能够用来作为证据材料的个人看法、观点或论断。《牛津法律大辞典》将“专家证据”定义为“具有专门技能的以及在某些职业或技术领域里有经验的人向法院所提供的证据。他根据自己的知识所得出的结论是来自向他通报的或者是他通过检验、测量等类似手段所发现的事实。这种证据的提供者通常是医生、精神病学者、药剂师、设计师、指纹专家等等。”[5] 专家意见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证据材料一样，可以被拒绝采纳，不能成为据以裁决案件的诉讼证据。
（一）专家意见是一种独立的证据类别
1.专家意见不同于证人证言。我国诉讼法上的证人，是指了解案件真实情况而被通知到案作证的诉讼当事人之外的人。[6] 而证人证言则是指证人就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节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7] 在英美法中，“证人”是一个广义概念，凡是了解案件事实情况的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提供证言。证人除了与案件无涉的第三者普通人（大陆法系、中国等所称的“证人”）、提供意见证词的专家证人以外，还包括被告人自己④、同案人员、被害方证人、警方证人等。可见，普通证人（common witness）和专家证人（expert witness）都是同属于“证人”这个大类别的。在诉讼地位方面，两种证言被接纳的机会在法庭面前是平等的；虽然证词的说服力（weight of evidence；或称证明力）会有程度上的不同。
普通证人一般不能提供意见证词。如普通证人以意见或推理形式提供证言，仅限于以下两种情形：（1）合理建立在证人的感觉之上；（2）对清楚理解该证人的证词或确定争议中的事实有益。[8] 简单说，普通证人只能就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等情况作陈述，而不能作判断。这就是意见证词排除规则（或称意见规则），是英美法中几个著名的证据规则之一。⑤ 然而，专家证人却可以提供意见证词，可以得出自己的推论或者判断。这在法律上被称为“意见证词排除规则的例外”。
这就是专家意见与证人证言的最大区别之所在。为什么普通证人不能提供意见证言而专家证人可以呢？其原因可溯源于两个重要的审判原则：即“让事实真相说话”原则和陪审员独立裁决原则。普通证人只能就自己所真实感觉到的事实作证，如果提出自己的推断意见，则要么违反了事实真相原则、要么侵犯了陪审员自己独立就有关事实作出判断的审判职责。而专家证人由于他们对案件中的某些特殊问题具有经验或受过教育（而这些专门知识恰恰是普通陪审员所缺乏的），所以他们基于相关事实材料所做的推断能够“帮助”陪审员们正确地裁决案件。
总之，专家意见往往以推断、判定、作结论的形式被运用于审判中，其目的在于解决某些具有特殊难度、不能为普通人所正确判断的专业性事实问题，它根本有别于仅能作直接感知事实陈述的普通证人证言。
然而，我国诉讼法却并不区分这两种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如果在司法实务中，当事人提供了有专家意见性质的法律文件，法院一般会将它视为普通证人证言，作为判定案件的一种参考。
2.专家意见不同于鉴定结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3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的鉴定结论，是指鉴定人运用专门知识和科学手段，根据送检的鉴定材料，有针对性地进行检查、测试、鉴别、分析后作出的一种结论。[9] 有人认为，专家证人是“英美法系国家诉讼中的鉴定人”，将英美法中的“专家证人”等同于大陆法中的“鉴定人”[10]，这是不准确的。第一，大陆法系（以及中国法等⑥）的鉴定人，其资格有非常严格的标准，通常有国家法定管理机构颁发相关的资质证书，才可作出鉴定结论。中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而在英美法只要具有相关的经验、知识，即可作专家证人，无论是有名的神经外科医生、毒物学教授，还是普通的汽车修理工、电视修理工，甚至是砖瓦工、木工、电工等等，只要其熟悉并胜任自己的工作，都应被称作是其各自领域的真正专家。[11] 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2000年3月初播出的美国优秀喜剧式电影《我的堂兄文尼》，是对这一问题的形像诠释。⑦ 第二，大陆法系的鉴定人，通常都在某一被批准、认可的所谓权威或专门鉴定机构工作（或被聘请），鉴定结论是以该机构的名义出具的（虽然鉴定人要署名）。英美法则否，专家是以个人名义提交证词的。第三，大陆法系诉讼中的鉴定人，往往同审判人员、书记员、翻译人员、勘验人等一样，有回避事由的限制。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五章“由技术人员执行的预审措施”、第234条规定，“对技术人员，得依申请法官回避之相同理由，申请回避；如所涉及的是法人，申请回避既可针对法人本身提出，也可针对法官认可的自然人或诸自然人提出。”[12] 因而鉴定人若与当事人涉及利害关系应当回避而未予回避的，构成重大程序不当，将导致案件重审。而英美法系则没有关于专家证人回避的问题。第四，大陆法系诉讼中所使用的鉴定结论，往往只有某一权威鉴定机构出具的唯一一份材料，而且法官裁判案件往往就直接以它为准，非为特殊原因（比如鉴定人徇私舞弊、或有回避事由等）不得推翻；⑧而在英美法，诉讼中往往会有多份专家意见，当事人可能各自提出自己的专家证人，法院有时也会指定，而陪审团（或无陪审团审判中的法官）判案则需对这些专家意见作综合判定，衡量其各自的证明力。
3.专家意见具有独立证据类别的特征。首先，专家意见作为对专门性问题的一种判断，是解决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有时还必须对依事实材料所提出的假设性问题作出回答（如果...,那么...）。[13][14] 其次，专家意见对于证明、确认某一案情有帮助，有时甚至是认定事实的关键，审判官能够精通法律，但他/她（们）却不可能掌握所有其他专业知识或技术性问题，一方面出于“法官不能拒绝裁判”的法谚，一方面审判官不能仅凭个人主观臆断来决定自己不懂的事实问题，有鉴于此，专家意见就必须被作为证据材料引入到诉讼中来了。最后，专家意见不能为其他证据类型所取代。前已述及，与专家意见最为相近的是证人证言和鉴定结论这两种证据类别，但它与二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在诉讼中的功能也有所不同。有的诉讼案件因其性质不可能使用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而必须采用专家意见来裁决案件。本位所述案情即为一例。
（二）司法实践的需要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采完全列举式，规定证据种类共有七种：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这似未涵括完整，在实践中无法满足裁决案件的需要。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案例，非采用专家意见不可。关于对《日出》与《当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两首歌曲是否存在雷同这一事实问题的认定，恰恰就需要音乐界专家凭借其对音乐的深厚理解、良好感悟和精深造诣对此提出自己的专门意见。而且当事人双方均有机会提出各自的专家证人来说明其意见和充足理由。此案是不可能采用“鉴定结论”这一证据类型的。若如此，则必将涉及到一系列困难问题，诸如：涉及音乐欣赏和体验的问题是否属于具有可鉴定性的问题？谁是“法定”和“指定”的鉴定机构？鉴定人由谁充任？鉴定人是否有法律授权允许的证书以表明其鉴定资格？如此等等，无法理清，即使勉强为之，也难以令人信服。
就本案而言，鉴于现行法律对“专家意见”未予规定，法院或许将用其他类似方法（比如视为“证人证言”）来处理。之所以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来受理，恐怕这方面的难度也是原因之一。且拭目以待聪明的法官们怎样裁决：在现行法律对专家意见无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巧妙、妥善地解决好该案难题。
注释：
①本案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事实和法律问题及争议点，绝对不止于此。这里列举的是与本文论题最为相关的三个。
②作为行政规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应当具有“独创性”。须注意，“独创性”是指独立完成作品的创作过程，仅仅因为不同作者的最终成果有若干近似，不能必然否认其各自的独创性。如果相同点太多，或难以出于公允地令人置信，则发生争议时各自应当负“独创性”的举证责任，由法院裁断。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我们不能排除会有人同时独立地创作出相似的作品。最典型的范例，莫如科学史上著名的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同时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一例（这故事或许不属于著作权范畴，但可以说明问题）。当然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概率是很低的。
③之所以说第二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理由是：其一，第一、第三两个问题都是法律问题，可依现行法律有关规定而得出合理结论。其二，相对而言，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更稍微困难一些。但依笔者愚见，如果全部原样照搬（或稍轻些，绝大部分相同），才算“剽窃、抄袭”、“歪曲、篡改”的话，那么著作权法就将形同虚设；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傻到一字不变地原样复制别人的作品，然后大大咧咧地署上自己的名字，据为己有，并公开使用之。
④当然他/ 她可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而不出庭作证；如果选择作为证人，就应当接受对方律师的交叉盘问，在这样的过程中，陪审团能逐渐了解案情的事实状况。
⑤其他还有如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证言特免权规则等。
⑥中国由于晚近承袭德、日、苏俄法律，而一般被认为具有大陆法系的法制传统。
⑦影片主要情节如下：两个外出跨州旅游的年轻人，因恰好驾车路过现场，阴差阳错，无辜被当作商店抢劫杀人犯而被起诉。其中一人的堂兄文尼出庭辩护。文尼的未婚妻凭借自己以前数年的修车厂工作经验和对汽车发动机、轮胎等方面知识的熟知，成功地作为专家证人指出案发现场的车胎刹车印（左、右擦痕的倾斜度、擦痕深度、不对称性等）不可能是被告二人的车胎所留下的，从而提供了关键证词，最后陪审团裁决二被告人无罪。
⑧中国法学界对鉴定结论的性质尚有争论。有人认为，由于鉴定结论的权威性，有时甚至是关键证据、定案唯一依据，应当对它保留司法复审权（行政诉讼），有人则不同意，认为它不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参考文献：
[1]郭佳平·称被告广告歌曲侵权，“太阳神”诉“可口可乐”[N]·法制日报，2000.4.11-3
[2]王同亿（主编译）·英汉辞海[Z]·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1990年，1847.
[3]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10d),[美]梅里亚姆—韦伯斯特公司，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1996年，409.
[4]America Jurisprudence(2d),vol.31A,Expert and Opinion Evidence — Extradition,George L.Bounds,J.D.,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1991年，19.
[5][美]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Z]·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322.
[6]邹瑜，顾明（总主编）·法学大辞典[Z]·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803.
[7]陈光中（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766.
[8]白绿铉，卞建林·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226.
[9]柯昌信，崔正军·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176.
[10]徐进·诉讼法学词典[Z]·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2年，49.
[11](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44.
[12]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507.
[13](美)乔恩·R·华尔兹著，何家弘等译·刑事证据大全[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345.
[14]America Jurisprudence(2d),vol.31A,Expert and Opinion Evidence — Extradition,George L.Bounds,J.D.,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1991年，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