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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黄山市预防森林火灾办法的通知

黄政办〔２００５〕７３号

　

各区、县人民政府，黄山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黄山市预防森林火灾办法》经市政府第3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给你们，请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黄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五年八月三十日



黄山市预防森林火灾办法

第一条　为有效预防森林火灾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的安全，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构建和谐黄山，根据国务院《森林防火条例》和《安徽省森林防火办法》等有关森林防火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森林防火指挥部，由政府主管领导任指挥长，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负责本行政区的森林防火工作。市、县（区）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与同级森林公安机关合署办公，配备专职干部，负责森林防火的日常工作；乡（镇）的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政府办公室，确定专人负责；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及其它有林单位，均应设立森林防火工作部门，负责辖区森林防火工作。
第三条　县（区）中心城区内非属林业主管部门规划管理的林地、山场的森林防火工作，由有林山管辖权的部门负责；林地以外可能引发森林火灾的农事用火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各级农业部门加强指导、管理。
第四条　县（区）与县（区）、乡（镇）与乡（镇）的行政区交界林区，应当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和有林单位应当建立毗邻地区森林防火联防组织。联防组织应商定牵头单位，确定联防区域，规定联防制度和措施，定期召开会议，检查、督促联防区域的森林防火工作。
第五条　有林的和林区的基层单位，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专职或兼职护林员，每100公顷有林地至少配备1名专职或兼职护林员，负责巡护森林，管理林区野外用火，及时报告森林火情。连片林地面积在5000公顷以上或不足5000公顷而实际需要的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和重点林区单位，均应建设防火了望塔，配备专职人员和观测仪器、通讯设备，加强了望监测。乡（镇）和其他有林单位（基层组织），应当配备地面巡护设备，加强巡逻管护。
第六条　各地新造林地要按标准配套建设生物防火林带。在林区建设的各类工程、设施，必须开设防火隔离带或营造生物防火林带，设置森林防火宣传标识等配套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县（区）级森林防火办公室要加强对生物防火林带工程建设的检查、监督，确保防火设施与工程建设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逐步形成林火阻隔网。
第七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当组织有森林防火任务的地方和单位，在进入林区的醒目处设置森林防火固定宣传、警示标志或刷写、悬挂标语。在防火期内，组织车辆深入林区巡回宣传，发放宣传单，并实行宣传单逐户签收制度。
第八条　交通、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对在林区从事客、货运输的业主、司乘人员、导游和旅（游）客进行防火安全知识宣传、教育，禁止在林区随意丢弃火种。
第九条　通过林区的高压电缆、电线，输电、供电单位应采取防火措施，定期进行巡线检查，及时消除隐患，以防引发森林火灾。
第十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行政村、组对辖区内的未成年人、老年人及弱智人员要落实监护人，实行专人监护，专人盯控，防止其在林区野外随意用火；外来精神病患者、乞讨者由民政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实施护送、救助，防止其随意用火和放火烧山。公安、卫生、交通、铁道、城管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予以配合。
第十一条　市、县（区）、乡（镇）人民政府及行政村应当组织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建立森林防火责任制度，确定森林防火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定期进行检查。
第十二条　各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和重点林区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依法设立防火检查站，配备专职人员，负责对入山的车辆和人员进行森林防火安全检查。
第十三条　每年10月1日至翌年4月30日为全市森林防火期，冬至至清明为森林防火戒严期。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决定本行政区域提前进入或者推迟结束森林防火期、森林防火戒严期，划定森林防火戒严区，发布森林防火戒严令，禁止在戒严区内携带火种和野外用火。
第十四条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野外用火。下列确需用火的，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炼山造林、烧荒开垦、烧牧场、烧防火道等用火，由县（区）级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的单位批准，发放生产用火许可证，并通知有关乡（镇）人民政府。
（二）烧灰积肥、烧田埂、烧窑（炭）等用火，由村级森林防火组织批准，发放生产用火许可证。经批准用火的，必须有专人负责用火安全，事先开好防火隔离带，组织足够的扑火人员和配备相应的扑火工具，有组织地在火险等级3级以下的天气用火；用火后，必须熄灭余火，并安排人员看守用火现场，人员撤离需经原批准单位同意，防止复燃走火。
第十五条　县（区）、乡（镇）人民政府、行政村及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国有林场及有林单位应当建立半专业应急扑火队伍。其中乡（镇）以上的扑火队伍人数应达到30－50人；风景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及国有林场扑火队伍人员应达到20—30人；行政村及其它有林单位扑火队伍人员应达到20人。各类扑火队伍应按森林防火任务大小，配齐配足扑火机具，并根据损耗情况及时补充。
第十六条　县（区）、乡（镇）的森林防火指挥部要在冬至、春节前、清明等重点节气和风景区、自然保护区及重点林区的坟山、坟场等重点部位，组织专门力量进行巡查、监控和死看硬守，杜绝一切火种进入山林，禁止一切野外火源。在重点时段、重点节气的高火险天气，各地各级扑火应急队伍要相对集中待命，确保快速集结、快速出击。
第十七条　各级森林防火组织要加强森林防火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发出整改通知，督促整改。
第十八条　乡（镇）人民政府要指导和协助有林的行政村、组，制定切实可行的村规民约，落实森林防火防范措施,并将村两委、村民小组长的森林防火预防和扑救责任列入其中，同时作为乡（镇）年终考核和村民罢免的依据。同时，村规民约应报乡（镇）和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九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设立防火物资仓库，配备必要的防火器材、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联络等设备，建立使用管理制度，森林防火期内不得挪作他用。其中黄山风景区森林防火指挥部物资储备仓库不得少于3个，每个仓库面积不得小于30平方米，扑火物资储备不得少于10万元，常备工具车和指挥车不得少于一辆；县（区）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物资储备仓库不得小于30平方米，扑火物资储备不得少于5万元，常备工具车和指挥车不得少于一辆；乡（镇）、自然保护区及省级重点森林火险单位（不含黄山风景区）的物资仓库不得小于20平方米，扑火物资储备不得少于2万元，并确定必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和通讯设备；其他有林单位的物资仓库不得小于10平方米，并配备必要的扑火物资；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应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应急措施所必须的装备和后勤保障。
第二十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要组织力量对辖区内的坟墓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登记造册，逐户签订防火保证书，增强管理和监控能力。各县（区）民政部门要加快殡葬改革的步伐，在乡（镇）、村规划建设一批公益性公墓，逐步推行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大力倡导鲜花祭祖等文明的祭奠方式。乡（镇）的行政村、组要利用荒山脊地，划定固定山场，集中埋葬，并深埋不留坟头和植树为碑；对原有旧坟要逐步迁移到集中坟山或公益性公墓。在加快殡葬改革步伐和倡导文明祭祖方式的同时，各地要在相对集中的坟山、坟场入山道口设立焚烧池，规范祭奠焚烧行为。
第二十一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按照分级培训的办法，分别对下一级分管森林防火领导、防火办工作人员及扑火指战员进行业务培训。对分管领导、防火办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每年不少于一次；对扑火指战员的业务、技能、体能、演练、自救培训等每年不少于两次。
第二十二条　各级扑火队伍应制订队员通讯联络方案和请假制度，确保发生火情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在森林防火期的高火险天气和防火戒严期，县（区）级以下扑火队员不得远离生产、生活区域，每日加强相互之间的联络。如有外出，必须履行请假制度；县（区）级及有林单位的扑火队伍，在冬至、清明等重要节气和时段，应相对集中食宿，随时待命。
第二十三条　县（区）级以上森林防火指挥部要充分利用短波、超短波等通讯手段，组建确保本行政辖区内无盲区、无死角的通讯网络。
第二十四条　森林防火期内，各级气象部门要每日发布森林火险等级预报和干旱预警警报。报纸、广播、电视部门要把森林防火宣传工作作为政府公益事业，及时公布森林火险天气预报和高火险天气警报，滚动播发森林防火宣传标语、新闻、政策和法律法规，加大正反典型案例的报道力度，更好地发挥警示和教育作用，增强全民防火意识。
第二十五条　各地教育部门要在学校安排森林防火安全课，普及安全防火、避火知识的教育，全面开展“上一堂森林防火知识课、出一期森林防火黑板报、写一篇森林防火作文、刷一条森林防火标语、带一个森林防火口信回家”的学教活动，扩大森林防火知识的知晓率和覆盖面，把预防森林火灾从小学生抓起落到实处。
第二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指导各行政村、组在森林防火期实行防火传令牌制度，逐户逐日传递森林防火值日牌，提醒和警示村民注意森林防火。
第二十七条　进入森林防火期，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要坚持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值班人员必须熟习情况，熟练掌握值班设备的操作，保证政令、信息畅通。高火险天气，带班领导要实行跟班制，值班人员要定时、不定时查岗，并做好值班记录，确保各级防火值班人员无缺岗、漏岗。
第二十八条　防火期内的3级火险天气，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执行每日火情单报制度（每天下午的17时上报）。冬至、清明前后和4级以上火险天气，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应执行每日火情双报制度（分别为14：00和17：00），发生火灾随时报告。火情报告内容为火灾次数、起火地点、时间、原因、扑救情况、过火面积、损失及伤亡情况等。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稳定的森林防火投入机制，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经费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各级财政部门要及时拨付政府批准安排的防火扑火经费，并加强资金的使用管理、审计监督和项目建设的跟踪检查，保证国家和地方各级投入的森林防火资金足额到位，充分发挥效益。
第三十条　市、县（区）、乡（镇）、行政村、组要层层签订森林防火责任状。联系县（区）、乡（镇）、行政村的森林防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和乡（镇）联村干部，要经常深入责任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确保各项预防森林火灾的组织、任务、措施落实到部门、单位、人员直至山头地块，形成齐抓共管、人人有责的预防控制网络。
第三十一条　各级森林防火指挥部及其成员单位都要落实预防森林火灾的工作机制，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共同完成预防森林火灾的任务。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试论法治视野中《税收征收管理法》的缺陷

高军


[摘要]　　

　　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范了税收征收行为，并规定了大量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法治的角度，该法在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维护与保障纳税人权利、限制行政机关权力、以及立法技术等方面，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关键词] 税收征收管理法；法治；纳税人权利


　　2001年修订通过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征管法》）是我国税收征收方面的行政程序基本法，其把规范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和为纳税人服务提高到重要的地位，对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该法修订以来，社会各界对其好评颇多。但是，“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 ,[1]因此，从法治的角度来考量《征管法》，以期发现其存在的缺陷并寻求完善的途径对实现税收法治显得极为必要。而众所周知，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法制的完善，即必须同时符合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双重要求的良法的存在。具体而言，即在实质上，法律必须符合现代立法理念与潮流，定位于保障私利、限制公权；在形式上，法律必须内容完整、统一、不存在硬伤、便于操作，符合形式合理性的要求。以此观照，《征管法》中尚存在着一些亟待完善的缺陷。

一、立法定位及立法理念方面尚存偏差

1、长期以来，我国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健全的状态，税收法律体系中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益保护法、税收代理法等长期缺位，《征管法》作为税收征收方面的程序基本法，承载了远远超出税收行政程序法的实体部分、体制部分等内容。例如第7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行政法规，普及纳税知识，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第9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税务机关、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忠于职守，清正廉洁，礼貌待人，文明服务，尊重和保护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权利，依法接受监督。”

2、《征管法》总体上定位于税务机关征税的法律，而不是控权的法律。首先，从名称看，“管理法”表达的是居高临下的、主客体式的一种关系，当前在世界各国及各地区，法律冠之以某某“管理法”的名称的做法已不多见，命名为“管理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透视出立法者主客体思维的心态；其次，该法第1条以“保障国家财政收入”为前提，并将其置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之前，明确强调的是“国家利益”、“国库利益”。事实上，在“国家本位”立法理念支配下，导致该法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主要表现在：（1）《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多缴税款在3年内发现的可以向税务部门要求退还，而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在3年内可以追征，有特殊情况的，追征期可以延长到10年。国务院颁布的该法《实施细则》规定所谓“特殊情况”是指纳税人因计算错误等失误而少缴纳税款在10万元以上，至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该规定的缺陷主要有二：一则在于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二则在于对于纳税人偷骗税而少缴税款，税务机关可以无期限追征的规定，事实上难以实现。因为查处偷骗税行为需要确凿的证据，而时间久远势必造成证据的灭失，按照《实施细则》第29条第二款的规定，账簿、记账凭证、报表、完税凭证、发票、出口凭证以及其他有关涉税资料应当保存10年，10年后当事人有权予以销毁。因此，无期限征缴税款实践中势必难以落实；（2）《税收征管法》中虽然规定了不少纳税人的权利条款，但其中只有第8条是从正面予以规定的，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融合在税务机关行使权力的条款中，总体上还是为了方便税收征管而制定的；（3）在现代民主国家中，申报纳税制度是税法中体现国民主权的基础，行使申报权意味着纳税人在行使国民主权。[2]但在我国《征管法》中，申报纳税制度是作为纳税人的义务而规定的，不符合现代民主国家的立法惯例。

二、对纳税人权利保护存在不足

　　在现代社会，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受到国际人权公约及各国宪法的保障。税收从本质上来讲是国家或公共团体对公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因此，在现代社会对公民征税必须接受合法性追问。事实上，税收体现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财产关系，公民之所以纳税，其前提为社会契约的存在，即公民以纳税换取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因此，纳税人权利保护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核心内容，“无代议士，不纳税”、“税收法定”等在现代社会已成为基本常识。当前，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税收基本法》、《纳税人权利法》，纳税人税收立法权、用税监督权等重要的基本性权利尚处于缺位的状态，我国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尚处于通过《征管法》所规定的较低层次的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而且即使在程序性权利方面，亦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首先，某些重要的纳税人程序性权利没有规定。例如，缺乏诚实推定权，实践中征税机关往往将纳税人视为潜在的逃税者，“有罪推定”的思维挥之不去，容易导致侵犯纳税人人格尊严及其他合法权利情况的发生；又如，由于缺乏纳税人拒绝不合理的检查权，实践中纳税人若“得罪”了征税机关，容易遭到征税机关出于报复纳税人的目的，而在一定期间内反复稽查。
　　其次，某些纳税人权利规定得不够细化。例如，纳税人延期缴纳税款条款中没有明确是否要加收滞纳金，实践中一些地方擅自加收滞纳金，使纳税人多付出一笔成本；又如，规定纳税人有延期申报权，但对纳税人延期申报的条件、时间、税务机关不予核准或不予答复的法律后果等均缺乏相应的规定，致使实践中难以操作。
　　第三，个别条款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征税机关侵犯纳税人权利情况的发生。例如，第23条规定，“国家根据税收征收管理的需要，积极推广使用税控装置。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不得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第60条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税控装置，或者损毁或者擅自改动税控装置的”，“ 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二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实践中，一些税务部门强制纳税人以高价购买指定的报税机器及软件，纳税人怨言虽大，但由于不敢得罪税务部门，权利受侵犯也只能忍气吞声。
　　第四，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对纳税人权利救济方面存在诸多缺陷。1、未明确当税务机关滥用职权或不当行使扣押权或保全，使纳税人利益遭受损失时，不仅应赔偿其直接损失，而且应当赔偿间接损失。也未明确税务机关侵害公民自由权时，应当赔偿精神损失；2、第88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争议处理采取的是复议前置主义，而且规定复议的前提为必须“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限制甚至剥夺了纳税人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这种“清债后再说理”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行政文明、民主和法治的要求。[3]3、税务行政诉讼方面。《实施细则》第100条规定：税收征管法第88条规定的纳税争议，是指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对税务机关确定纳税主体、征税对象、征税范围、减税、免税及退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纳税期限、纳税地点以及税款征收方式等具体行政行为有异议而发生的争议。事实上，以上列举并未穷尽所有的具体税收行政行为，规定的范围尚不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此外，第88条的规定，对原告的资格限制过严格，原告资格仅限于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等直接行政相对人，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有起诉的资格。

三、对征税机关自由裁量权限制有待加强

　　所谓自由裁量权，指酌情做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公平和合理的。[4]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行政主体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的权限，它能使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灵活机动、大胆地处理问题。一般而言，法律条款中会或多或少出现一些不确定法律概念，而这些不确定法律概念则赋予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学者认为，考虑到法在执行之时的具体情况，为实现公平税负，使用不确定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5]立法者必须采用不确定法律概念来制定法律，似已成为目前无法避免之难题，亦是实证法上之不足。《征管法》中对税收征收机关在对纳税人违法事件的情节轻重认定、行政处罚的幅度、征税机关是否有必要行使处罚权等方面有大量条款涉及自由裁量的情况，有个别条款容易导致实践中税务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而侵犯纳税人权利，主要表现在：

1、税收征收机关决定罚款数额自由裁量的幅度过大。例如，《征管法》第63条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第64条中规定的“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等等。

2、《征管法》中有大量例如“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明显偏低”和“正当理由”、“账目混乱”等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些概念内涵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由于缺少类型化列举方式，实践中极易造成征税机关权力的滥用。

四、立法技术方面缺陷颇多

（一）体现税法、税收征收特质方面的立法技术方面的缺陷

1、对偷税行为的界定不明。《征管法》第63条规定了偷税的概念同时对构成偷税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罚则。但是，由于企业对日常经济业务与事项做帐的依据是会计准则，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规定是有差异的，两者不同之处在于4种情形，即“会计准则确认为收入，税法不然；会计准则确认为费用，税法不然；税法确认为当期收入，会计准则不然；税法确认为费用，会计准则不然”。但是税务机关判断纳税人是否偷税，必须根据税法而非会计准则来判断其是否多列支出、少列收入，然而企业平时没有完全按照税法做帐，这样容易导致多列支出、少列收入，从而具备偷税的构成要件。[6]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非主观故意的少交税款的行为在实践中也被视为偷税来处理，造成偷税打击面过宽。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主观故意”作为偷税构成要件。

2、作为税收征收程序基本法的《征管法》未对当前两套税收征收体制并存的情况进行很好的协调，容易造成实践中的混乱与低效率。目前，在国税与地税机构分设情况下，实践中两家税务机关对同一纳税人检查时往往各自为政，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相互不进行通报，对不属于自己所管辖范围的税收违法行为不管不问、听之任之，这不仅仅浪费了宝贵的税务稽查资源，同时还造成了我国税收稽征成本长期以来居高不下。

（二）一般的立法技术问题

1、一些条款中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内容，致使法律所设定的权利、权力、义务的规定在实践中落空。（1）虽然规定了大量的纳税人权利，但对一些侵犯纳税人权利的行为并未设计相应的罚则，容易导致纳税人权利的虚置。例如，在总则部分的第8条中规定了纳税人知情权、保密权等权利，但在第五章“法律责任”部分里对于征税机关对侵犯纳税人知情权、保密权等权利均缺乏相应的责任条款；（2）虽然规定了税务机关权力运行的一些标准，但并未针对税务机关违法行使权力设定相应的责任，从而导致有关对税收征收机关权力限制的内容难以落实。例如第36条规定的保密义务，但并未规定违反保密义务的罚则；（3）涉及到相关部门义务的条款，由于缺乏相关部门不履行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罚则内容，从而导致相关部门不履行相应义务，税收机关对之却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例如第15条第2款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第17条第2款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并在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的帐户帐号。”此外，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的有关条款中明确规定税务部门在列举的几种情况下可以书面通知纳税人所在银行暂停支付相当于应纳税款的存款，从其存款中扣缴税款。但是，以上规定中均缺乏相关部门不履行相应义务的罚则条款；（4）规定了纳税人的义务，但并未同时规定纳税人违反相关义务的罚则，导致部分条款刚性不足，实践中易导致税收征管部门相关权力的虚化。例如，第57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关单位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并未对纳税人不配合税务部门的检查作出必要的处理规定，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是有关单位特别是实践中一些行政主管单位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现象普遍存在的重要原因；又如，第48条、49条规定了纳税人有合并、分立情形的，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以及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但没有规定纳税人不履行报告义务的相关法律制裁措施。

2、部分条款内容不周延、不够细化，实践中难以操作。（1）第73条虽然规定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在三种情况下对征税机关的配合义务，但在税务机关并不知道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是否在某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户，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不配合查询，缺乏相应的规定，导致实践中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往往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不予配合情况的发生；（2）第5条第4款规定“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但“法律责任”一章中只列举了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阻挠税务机关执行职务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实施细则》中也只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银行、税务代理人等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责任，而对于阻挠税务机关执法的行政干预、社会势力等，却没有明确其责任；（3）第45条规定了税收优先权，但由于我国采取的是国税与地税分税的财政体制，对于国税与地税之间如果基于相同的事实主张优先权，缺乏相应的规定；（4）规定不细化而无法操作主要表现在：首先，税务稽查中滞纳金的计算时限不具体。税务稽查从选案到稽查、审理、执行，整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是纳税人无法控制的。因此，这段时间不应计入滞纳金计算的范围，但征管法中并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容易导致实践中的混乱；其次，对抵税货物的拍卖、变卖期限没有明确，从而导致实践中有个别税务机关扣押、查封后迟迟不交付卖、变卖，造成扣押的财产市场价格变化，有的最终值不足抵缴税款，甚至有的税务人员长期占用扣押资产，容易滋生腐败，等等。[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