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2005年1月6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相关监督管理活动。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道路交通、铁路交通、水上交通、民用航空以及职业病防治、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建设工程等安全生产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三条安全生产管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安全生产实行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群众参与监督、社会广泛支持的工作格局。
本市建立和健全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四条安全生产应当以人为本，从业人员享有安全生产的平等权利。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监控体系，并将安全生产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第六条上海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本市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指导、协调和督促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下简称有关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区、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区、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督管理，业务上接受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指导。
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有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受区、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委托，协助检查本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报告和协助处理生产安全事故，办理其他受委托的事项。
第八条各级工会依法组织从业人员参加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管理，对本单位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情况进行民主监督，依法参加事故调查，维护从业人员在安全生产方面的合法权益。
第九条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单位应当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安全生产的氛围，并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具备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下列安全生产规定：
（一）生产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安全生产的要求；
（二）建立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三）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
（四）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五）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六）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经安全生产培训、考核合格；
（七）从业人员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特种作业人员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
第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应当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职责，并定期研究安全生产问题，向职工代表大会、股东大会报告安全生产情况，接受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接受工会、从业人员对安全生产工作的民主监督。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协助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
第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负有下列职责：
（一）贯彻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二）协助制订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三）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发现事故隐患，督促有关业务部门及时整改；（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总结和推广安全生产的经验；（五）参与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审查，管理和发放劳动防护用品；（六）协助调查和处理生产安全事故，进行伤亡事故的统计、分析，提出报告；（七）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第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的责任、检查、教育培训、奖惩以及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危险作业安全管理、特种作业管理、事故报告处理等规章制度。
第十四条建筑施工、危险物品等高度危险性行业（以下简称高危行业）和金属冶炼、船舶修造、电力、装卸等较大危险行业（以下称较大危险行业）以及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三百人以下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建立安全生产委员会。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委员会由本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相关机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工会代表及从业人员代表组成。
安全生产委员会审查本单位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实施、重大安全生产技术项目、安全生产各项投入等情况，研究和审查本单位有关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督促落实消除事故隐患的措施。安全生产委员会至少每半年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应当有书面记录。
第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决策机构、主要负责人或者个人经营的投资人必须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安全生产资金纳入年度生产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
安全生产资金用于安全生产的技术项目、设施和设备，宣传、教育培训和奖励，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生产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和管理，应急救援器材、物资的储备，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方面。安全生产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高危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下的，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三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八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五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十五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较大危险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五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五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十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三百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一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两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五千人以上的，至少配备五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十七条建筑施工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任职前应当参加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在任职三个月内，应当参加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任职前应当参加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
第十八条生产经营活动中，从业人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在集体合同、劳动合同中，载明劳动安全、防止职业危害和工伤社会保险等事项； （二）了解其作业场所、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及防范、应急措施，获得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三）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批评、检举和控告；
（四）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的要求，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时，可以停止作业或者采取可能的应急措施后撤离作业场所；
（五）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后提出赔偿要求；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生产经营活动中，从业人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严格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二）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及时报告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拒绝从业人员的合理要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有关部门和工会应当维护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安全生产权利，及时制止生产经营单位侵害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权利的行为。
第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下列人员及时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一）新进从业人员；
（二）离岗六个月以上的或者换岗的从业人员；
（三）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后的有关从业人员。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在岗的从业人员进行定期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从业人员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不得上岗作业。
第二十条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时间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执行，费用由生产经营单位承担。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委托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或者相关的行业组织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一条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安全操作基本技能和安全技术基础知识，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劳动防护用品的性能和使用方法以及其他需要掌握的安全生产知识。
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应当记入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记录卡，记录卡应当由考核人员和从业人员本人签名。
第二十二条危险化学品、民用爆破器材和建筑施工等生产经营单位在生产前，应当依照《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向有关部门申请领取安全生产许可证。
第二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为大型公共活动所设的临时性建筑物、构筑物及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能，应当经有相应资质的机构检测、检验合格。第二十四条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在报送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审查时，应当提供有安全生产评价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出具的安全条件论证和安全评价报告。审查部门对审查结果负责。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正式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对项目中的安全设施进行验收。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和使用。
第二十五条生产、储存、使用剧毒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委托具有安全生产评价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对生产、储存装置进行安全评价，并由该机构出具安全评价报告。
安全评价报告应当对生产、储存装置存在的现实危险和问题，提出相应的安全措施和整改方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及时将安全评价报告报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重大危险源采取下列监控措施：
（一）建立运行管理档案，对运行情况进行全程监控；
（二）定期对设施、设备进行检测、检验；
（三）定期进行安全评价；
（四）定期检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状态；
（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救援演练。
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委托具有安全生产评价资质的中介服务机构，对重大危险源进行检测和安全评价，并提出完善监控的措施。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至少每半年向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公安机关报告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实施情况。
第二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等危险作业的，应当确定专人进行现场施工的统一指挥，有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现场安全检查和监督，并由有专业资质的单位施工。委托其他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的，应当与施工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应当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职责。
生产经营单位或者接受委托的施工单位在危险作业前应当制定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的施工方案和安全防范措施，并设置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
从事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等危险作业时，作业人员应当服从现场的统一指挥和调度，并严格遵守作业方案、操作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
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出租厂房、场所给其他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其出租的厂房、场所应当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条件。租赁双方应当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出租方应当查验承租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范围，统一协调、管理同一区域多个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发现承租方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应当及时劝阻并向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承租方应当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资质和条件，并服从出租方对其安全生产工作的统一协调、管理。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应当立即如实报告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
第二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教育、督促从业人员正确佩戴、使用。生产经营单位不得以现金或者其他物品替代劳动防护用品的提供。生产经营单位在购买劳动防护用品时，应当索取产品检验合格证，并归档保存。
第三十条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进行经常性的安全生产检查，定期进行专业性的安全生产检查和综合性的安全生产检查。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及时提出处理意见，跟踪事故隐患整改情况并记录在案。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检查中发现的事故隐患制订整改计划，明确专人负责，并落实整改措施。
第三十一条高危行业、较大危险行业以及轨道交通等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救援器材。
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救援预案主要包括应急救援组织及其职责、应急救援启动程序、紧急处置措施方案、应急救援组织的训练及定期演练、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的储备和经费保障。
第三章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第三十二条本市实行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行政责任制度。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地区、本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承担主要责任，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三条区、县人民政府和市有关部门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本地区、本行业的安全生产形势和情况，研究、部署防范重大、特大事故发生的措施和方案，协调并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三十四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以及容易发生事故的生产、经营场所或者施工的设备、设施和场所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可以实行联合检查，并采用定期检查、随时抽查的方式，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安全生产检查。
第三十五条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定期向区、县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通报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对发生的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性质严重的典型事故及时予以通报。
市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对生产安全状况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情况，应当定期向社会公布，对重大、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以及社会影响大、性质严重的典型事故的有关信息应当及时公布。
第三十六条本市建立重大危险源信息监管系统，对重大危险源实施市和区、县两级监管。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重大危险源进行登记，审查重大危险源的安全评价情况。
第三十七条市和区、县人民政府组织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根据市应急救援总体预案，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体系。
应急救援预案应当包括建立应急指挥体系，明确相关部门的应急救援职责，成立应急救援队伍，确定应急救援技术专家、建立抢险装备等信息数据库，确定交通、医疗、物资、经费、治安等保障措施，进行应急救援预案演练等。
第三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应当建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登录制度，在安全生产网页上记载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中介服务机构的有关违法行为及处理情况。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查询。
第三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或者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的，有权向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举报；对举报有功人员，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给予奖励。
安全生产监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
第四十条本市鼓励生产经营单位进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促进生产经营单位改善安全生产条件,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罚。
第四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罚款额按未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人数计，每少配备一人罚款五千元。
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参加安全培训的，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该单位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罚款额按未培训从业人员人数计，每少培训一人罚款五百元。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进行爆破、大型设备（构件）吊装等危险作业，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设置作业现场安全区域的，由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以对生产经营单位和接受委托的施工单位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应当依照国家和本市有关工伤保险的规定，对受伤害的从业人员进行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当事人对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生产经营单位或者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八条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泄露举报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九条本条例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1997年8月20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劳动保护监察条例》同时废止。
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必要性分析
巴占防
【摘要】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各国对于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认定也不尽相同。现时，我国法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对此规则已有所涉及。面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热门话题，笔者将对我国建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价值取向及应遵循的原则进行浅析，并得出结论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利大于弊。
【关键词】 非法证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的可采性
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一直是各国立法的要点。非法证据问题除了包含技术层面的因素，还涉及了法律的本质、价值观等更为抽象的价值层面的因素。所以在诸多证据规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引发的争议和分歧也相对较多，而这些冲突都决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是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主要部分。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证据法，从总体上讲也没有成体系的证据的可采性规则，正是由于这种不足，为理论界对非法证据方面的理论研讨和制度设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法证据的概念
所谓“非法证据”，也称非法获得的证据。现时，我国刑诉法理论界对非法证据的概念和外延存在多种认识，不同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非法证据中“非法”的含义应该作何解释，是不合法的证据还是违法取得的证据，认识尚不统一。一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违反国家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收集证据应遵守之原则和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即违法取得的证据。⑴第二种意见认为，非法证据不应仅限于违法取得的证据，如《中国法学大辞典（诉讼法学卷）》将非法证据释义为：“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材料。” ⑵还有学者提出了一种范围更为广泛的定义，认为刑事证据是事实上的证据与法律上的证据的统一，是具有证明能力的内容与具有证据效力的证据形式及收集、提供证据的人员（主体）和程序法律性的统一，证据的法律性应表现在证据内容、证据形式、收集证据和提供证据的主体、取证程序都合法。所谓的非法证据就是违背以上四方面之法律性的任何一方面或几方面的事实材料。⑶显然，第一种意见更关注于取得证据的过程与程序是否合法；而第二种意见对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显然较前一种有所扩大，不仅针对证据的取得过程，还包括对证据的法律规定性的违反，即如果该证据收集的程序合法但表现形式或来源不符合有关规定，依然属于非法证据。最后一种认识将内容不合法的证据也作为非法证据的一部分。所谓内容不合法“即不能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或与案件事实无联系的事实材料，因其不具备证据的客观性、相关性，对案件真实的查明毫无意义而为非法证据”。
目前诸多非法证据概念内涵，其实是将证据的法律性，即是否具备可采性的证据与是否为国家强力机关所违法收集的证据混淆起来了。从照顾普遍认识的角度出发，以证据的收集和制作主体作为区分标准，可以将非法证据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非法证据，即所有不具备可采性和关联性的证据；而狭义的则可定义为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所形成的证据。本文所论及的非法证据所指的是狭义的非法证据概念。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向
非法证据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司法人员无视法律的有关规定，损害了证据的合法性基础。但是隐藏在表面原因背后的内在原因或者说是形成非法证据的深层次原因则复杂得多，既有法律规定不严密、不明确的因素，以及监督、制约不到位和不得力的原因，也有刑事政策的倾向性问题，甚至还有大众的法律意识和价值选择等心理层面上的原因。所以在判断和分析非法证据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不同的层面着手，即价值层面和技术层面。价值层面是对理论依据和应然性问题的研究，而技术层面则是对现实条件和实然性问题的分析。只有将两者很好的结合起来，才能对非法证据问题得出更全面、更合理的结论。对任何一方面不恰当的偏重，都有可能造成立论上的偏差，或从一些先验性的价值判断出发，得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必须具备的法律规范之一的结论，并以道德和非道德的标准评判对该问题持相反观点的见解；或过分强调现实条件和实践困难对接受和确立该原则的阻力，以存在就是合理的态度反对设立该原则。
世界各国之所以对非法证据普遍存在极为激烈的争论，其真正的原因不仅在于非法证据的存在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实施，还在于在非法证据的身上所体现的价值分歧与不同的价值选择。非法证据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看待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在其身上至少体现了三对矛盾：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冲突；刑事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和维护当事人权利职责的冲突；立法理想化的价值选择和现实生活中执法困境的冲突。而这一切价值和冲突都可归结为客观真实与程序正当之间的冲突与选择上，任何一个国家均不会只关注其中一个价值，而会尽量保持两者的均衡。而现代世界各国对待非法证据的效力，其取向不尽一致。一种是“完全排除”规则，一种是“相对限制排除规则”，并不是绝对的，而更多的是在上述两种规则之间的不断的合理融通，例如我国的学者们关于其效力的学说主要有：完全排除说；真实肯定说；线索转化说；区别对待说及排除加例外说。⑷其取向不一致的原因有二，一是绝对的排除非法证据变为相对限制排除，是因为排除规则还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和一个国家民主与法制的状况相适应，亦是法律稳定性对立法性的一种相对妥协；二是人们在对待非法证据所取证据效力时，对实现诉讼的安全与自由的统一，在保障措施上不能时时、事事统一，体现了社会普遍安全与自由的统一。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定了追求实体真实的诉讼活动必须建立在程序合法的基础上，同时法律程序又保障实体真实的实现。学者陆云霞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在实现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总体利益时已充分考虑保障公民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如无罪推定原则的确立、允许律师的提前介入、被害人参加诉讼等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统一任务的不可分割、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两个方面，因此，我国刑事诉讼奉行的是一种比较均衡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突出表现在：1.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享有律师协助权，取消了收容审查制度；2.审判阶段推行当事人主义，法官在诉讼中主要是通过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案件客观事实，大大削弱法官调查取证的权力，提高了控辩双方的主动性，增强了双方的对抗性。现行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我国刑事诉讼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将追求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作为一个统一目标，而这样一种均衡价值取向为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供了可能。如果我国刑事诉讼出于一味追求实体真实，而对法律程序的正当性、人权保障的重要性不能予以重视，那么建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停留在理论研究上，尚不能找到适合它生长的土壤。
严端教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一书中谈到，我国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分子与诉讼过程中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是一致的。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使得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惩罚和保障不能很好地兼顾。非法获得的证据，因其真实可靠，是惩罚犯罪的依据，但取证手段却侵犯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非法获得的证据，无论采纳与否，均有利有弊。准予采纳，有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但不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甚至会助长某些司法人员收集证据时的违法犯罪行为；予以排除，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遏制非法取证行为，但不利于在具体案件中惩罚犯罪。在出现了刑事诉讼直接目的的两个方面不能兼顾时，要做出抉择，标准应是怎样做更有利于刑事诉讼根本目的，即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实现。司法实践中，如允许采用非法获得的证据，在个案中有惩罚犯罪之利，却有国家“承认”司法人员“破坏”刑事司法制度以及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和结果之嫌。还会导致司法人员和广大群众对正确行使刑事司法权的漠视或不信任心理，从而引起更广泛的不利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后果。前者为小利，后者为大弊。所以，从原则上说，非法获得的证据应当排除。
三、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由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有利有弊，但利大于弊；但如果在刑事审判中，按照绝对、完全的原则对非法证据不予采信，理论上既难以自圆，实践中也难以实行，则弊大于利。其主要理由如下：
1、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大势所趋
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消除刑事诉讼法中所有不公正、不人道的取证方式的愿望，以及尊重当事人人格尊严的努力，无疑是法律发展的最终方向，也实在刑事诉讼领域实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必经途径之一。另外反对设立的观点也只是认为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非法证据排除应当缓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从法学理论上根本反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的必要。所以双方的差异只是现在时和将来时，争论的题目也是“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有无设立必要”显得更为恰当。
从世界各国和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来看，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大势所趋，尽管近年来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迫于国内犯罪率上升的压力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作了一定的限制。不过人家搞的是“后现代主义”的扬弃，与尚在为现代化努力的中国还是有一定区别。在目前中国的具体情况下，就像在分配领域应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选择权利的行使或限制时，还是应更多的考虑对权利的确立问题。之所以这么做的根本理由不是因为效率比公平更重要，权利的确立比对行使权利的限制更重要，或者说在道德上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就目前的国情而言，权利架构的建立才是更为紧迫的问题，矫枉应当过正。但是，国外对这一问题所做出的新的限制还是为我们考虑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提醒我们其实非法证据问题并不是刑事诉讼法中的根本性问题，只是枝节性、技术性的问题，处理起来完全可以更有弹性、更灵活。对其内容的部分变更和取舍不会对整个刑事诉讼制度或证据制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对非法证据进行价值分析和选择的结论
认为证据的证明能力方面的缺陷无损于它的证明力的说法侧重证据的自然效力，强调证据的证明力，但忽略了证据的法律效力，无视证据之所以成为证据的法律规定性，将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割裂开来。但是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观有其本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首先，实体真实主义的目的与其理论体系存在矛盾。虽然实体真实主义承认刑事诉讼具有查明案件真实的能力，但其所谓真实不是人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的一致，而仅是诉讼上真实，即所谓“属于作为认识的真实而非作为存在的真实”。⑸实体真实只不过是刑事程序运作的结果。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如果将程序价值置于实体价值之下，那么实体真实的基础就不复存在。就人类目前的认识能力而言，是无法认识绝对真实的，诉讼上的真实只是相对的事实。程序工具主义强调实体真实对程序合法的优越地位，实际上在抛弃了诉讼程序后，就已经不存在诉讼程序结果意义上的实体真实。
其次，对程序对立价值的忽视实际反映了实体优越以及实体至上的思考方法，表现出其价值取向的单一性和片面性。这不意味程序工具主义完全不尊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及无视程序的合法性，但是由于提倡实体真实所形成的实体的优越地位，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就只能在发现实体真实许可的范围内得以体现，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就容易被忽视。因为刑事法律所关心的就只是查明案件事实和对犯罪的处罚，而对这一目的的实现有可能产生妨碍的因素就被置之不顾。
程序工具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这样的推论上的：刑事法律应当以实现正义作为自己的最高价值，而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则是实现正义的唯一途径，所以刑事法律应当有利于发现客观事实，同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和确保社会利益是刑事法律的最终目的，因此最大限度的惩罚犯罪也是必要的。刑事诉讼程序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和惩罚罪犯。但是这样的推论过程如前文已经证明的那样，是存在缺陷和不足的。对刑事案件而言，不存在脱离诉讼程序的案件真相，只有诉讼事实，没有程序就没有“真相”；发现真相也不是审判的唯一目的，审判还肩负解决争执的任务，而无视被告人对审判的参与等诉讼权利，是不可能到达这一目标的。
所以如果认为证据只要是真实的就可以采信，实质上是在说只要对定案有利就可用。在刑事诉讼中奉行这样的实用主义是危险的，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侦查部门已完成案件的侦察后，还必须举行复杂、冗长的法庭审判，而这样的审判对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未必永远有益；它也无法提供为什么必须禁止以刑讯逼供等手段取证的理由。正义必须实现，但正义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是指正义必须以公众能理解、能接受的方式实现，如果负责实施法律的司法人员在执法时却违反法律，侵犯了公民（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而最后法院又通过采信非法证据的途径对这种违法行为予以认可，那样公众和社会又怎会对司法制度产生信心，并进而分享法律进步的成果呢？
再次，在对犯罪进行制裁的过程中无视程序规定的限制，取证手段的取舍以控制犯罪为唯一标准，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是不亚于刑事犯罪行为对人类社会的破坏，而且后者还会对其他一些主要目标造成严重后果，实在是失大于得。人类诉讼制度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单纯追求有罪必罚的目标往往会导致或助长刑事司法权的滥用和专断。在社会秩序的大变革期间，往往会以形式需要为借口，抛开诉讼程序，而追求所谓的绝对正义。以“文革”为例，仅在1979年至1981年，全国共改判“文革”期间冤假错案301000余件，涉及当事人326000余人，其形成的错案之多株连之广，实在令人痛心疾首。可见“文革”期间无视公检法的分工制约，无视公民的合法权利、滥用刑讯手段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之严重性。出现这样的情形，与我国以往的法学理论强调法律发现真相、法律文化中又一向缺少程序法的理念有密切的联系。而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矫枉的重要一环。
3、缺乏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我们知道任何对于存在问题的解决办法都是存在缺陷的，对于现阶段而言，最佳的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设计没有瑕疵的完美规则，而是寻找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制度安排。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说，试图通过对证据的认可程序来推行实体法律要求和其他程序法律要求，是否还存在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更好的达到预定目标的办法呢？
一般而言，对因非法取证行为对国家法制、当事人的权利所造成的损害有两种基本的法律救济方法：行政、刑事处理和损害赔偿诉讼。
（1）对不依照法律行事的执法官员，视违法情节轻重予以行政、刑事制裁，的确实抑制非法证据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在司法实践中障碍甚多，所能产生的威慑效果远比设想的为小。这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侦查机关与刑事被追诉人的地位和力量对比；违法取证手段的多样造成较难被发现和证实；违法行为的普遍性以至法不责众。
刑事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的力量差距是现实存在的，否则也就不可能出现刑讯逼供的问题了，这种差距更多的是通过贬抑犯罪嫌疑人的地位而得以实现，即尽量限制其权利的行使。而且由于这种限制使得刑事侦查过程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和代理人有时难以得知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使得侦查机关的许多非法取证行为难以被发现。其实对自身利益的关心谁也不会超过诉讼当事人及其利害人，所以由他们对侦查机关的行为的监督才是最有力和最不讲情面的。在司法实践中固然应当注意发挥专门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但是由于现实中客观存在的许多问题，这种监督所能够产生的效果既难以让人对现状感到乐观，也无法使人对其前景抱有信心。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这种封闭性对监督部门也同样存在，后续的司法环节只能得知侦查机关收集了什么证据，至于收集方式和途径也难以知道得更多。其次，形成合力共同打击犯罪的执法观念和法律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一般来说只要案件质量，特别是实体上没有大问题，程序上即使有些问题，也就过去了。所以对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和纠正的任务要求由一家机构完成是不现实的。因此，在改进违法取证状况方面，可以考虑增强侦查过程的透明度，使被告方有机会介入侦查程序，真正确立其主体地位，使其能够有效保护自身的诉讼权利。但是在目前，应当承认侦查机关的特殊地位是不利于违法取证事实的发现的。
但是即使增加了案件侦查的透明度，对被告方而言，收集能够证实违法取证行为存在的证据还是十分困难的。以违法取证中较典型的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不一定要通过肉刑，还有许多变相肉性和精神折磨的方法可以用，如罚站、罚冻、罚饿、疲劳审讯、车轮战等；即使用肉刑也有许多可以不留下可供查实的痕迹的经验和做法；即使留下了用刑痕迹，等到被告人有机会向外界说明这一点，如向公诉机关或者在法庭上向法官展示伤痕，多数情况下伤势差不多也好了；即使还没有好，侦察机关也同样可以有很多托词，或者事先已有安排，如自己不动手，让其他疑犯动手，从而难以追究侦查人员的责任。所以刑讯逼供行为除了个别除了人命或酿成泼天冤案，少有受到追究的。取证难，无疑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另外，如果在某各地区、某个部门，违法取证行为已是彼此心照不宣的事实，相当部分甚至多数侦查人员都参与其中，如无证搜查、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此时对这种行为的制裁会遇到更大麻烦，因为没有不处理别人，但处分我的理；但是如果扩大处罚面，又有法不责众之感。况且在目前情况下，取证行为不规范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这也增加了制裁违法取证行为的难度。所以想通过侦查机关自身或其他部门对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进行制裁的方法，以减少次类行为的目的一时还难以实现。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对全世界的侦查机关来说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胳膊肘往里拐，自己人向着自己人并没有什么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尤其当这个“自己人”犯错误是为了公事而非私务时。
（2）由侦查机关违法取证行为的受害人向该机关提起诉讼，以请求赔偿。这个方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违法取证行为，因为侦查机关也许会采取有效的行动以减少侵权行为，如果不这样，执法的成本或许会上升很多；另外过多的赔偿对侦查机关的声誉也会有负面影响，也就促使主要负责人下决心解决该问题。但是这能否成为主要措施，即完全替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则由于其自身的不足，还在两可之间。
所以对有严重违法取证行为的侦查官员实行刑事或行政处罚，或对其提起损害赔偿都可以作为制止非法取证行为的补充措施，但是作用有限，故尚不具备取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能力。
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有弊，但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司法现状来看，是利大于弊。因此，我国应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作者单位 利津县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