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小煤矿安全生产基本条件》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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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专业律师，在代理计算机软件侵权案的实际工作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原告指控被告的软件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向法庭提供大量证据证明其主张，而被告也同时向法庭提供许多证据证明其软件不构成侵权。在原、被告双方均以证据证明自己的软件是独立开发完成的情况下，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通常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准则来判断被控软件侵权与否呢？毫无疑问，明确软件著作权的归属是关键，软件开发完成的时间是重要证据之一，只有先完成的软件才有资格指控后出现的软件产品存在侵权的嫌疑，至于后出现的软件产品是否真的构成侵权，却是有许多情况存在的。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产品是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而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是由独立创作完成而取得的，与时间先后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法官通常依靠什么因素来认定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法律事实就成为案件胜诉与否的关键。
　　在实践中，我们都知道，计算机软件的侵权行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复制程序的基本要素或结构，这一点是较容易证实的，因为复制即表明是完全的翻版，只要完全一样就构成侵权。二是按一定的规则、顺序只复制部分软件代码。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在判定时通常要审查被告是否窃取了足够多的软件程序表达形式。实际操作中，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比较难判断，因为计算机软件产品究竟要被复制多少比例，才能确定发生了抄袭的侵权行为，并没有固定数量限定。当然，复制的数量越大，就越易于取得证明其是侵权行为的证据，但是被复制的数量达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认定为侵权，司法实践中也不是很好确定的事情。
　　对于复制数量小的情况，目前法院大多采用的判定标准包括：
　　一是接触附加。依照这个准则，只要发现接触，任何复制都将被认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因为它忽视了查证两个软件作品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而且把对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对计算机程序中包含的“思想”，这与我国新修订的《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二是要求对计算机软件程序进行两步分析。首先，法院必须确认在两个计算机软件程序中所体现的“思想”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则不构成侵权；如果相同，那么第二步就应该设法查证上述两个计算机软件的程序在“表现形式上”是否有实质性相似。
　　三是正在受到各方面广泛同意的叠合准则。依照这个准则，原告须证明：1、被告在完成他的软件产品时未经许可“使用”了原告享有在先软件著作权的程序作品；2、被告的软件作品是一种叠合而成的再生品，即采用了原告软件产品的实质部分与他自己开发的内容进行迭合复制。这个准则主要着眼于两个软件产品之间“质和量的相似”，是实际运用中比较好的判断方法。
　　通过总结多年代理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件的经验，我们认为，识别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直接、有效的判断标准是：实质性相似加接触（Substantial Similarity and Access）。
　　实践中判定两个软件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准则是：被指控的计算机程序是否极其类似于原告的计算机软件产品。计算机软件程序的“实质性相似”有两类：一是文字成分的相似，它以程序代码中引用的百分比为依据进行判断；二是非文字成分的相似，强调应该以整体上的相似作为确认两个软件之间实质上相似的依据。所谓整体上的相似是指两个软件产品在程序的组织结构、处理流程、采用的数据结构、产生的输出方式、所要求的输入形式等方面的相似。
　　计算机软件的程序有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已被用来鉴别两个程序之间是否相似，包括：
　　1、 两个程序产生的输出是否相类似；
　　2、 两个程序接受的输入是否相类似；
　　3、 两个程序的数据结构是否相类似；
　　4、 两个程序逻辑流程是否相类似。
　　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的专家鉴定和技术对比工作中，上述的每一个特征都成为鉴定人员进一步详细分析两个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是否一致的关键对比点，而鉴定人员正是通过这些关键点的对比得出供法官参考的鉴定结论。如果这些特征均不存在相似性，实际上也就不存在侵权行为的可能性。当然即使每一个特征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同或者相似，也不能充分证明侵权行为的发生，因为除了功能上的相似外，更重要的是实现功能的计算机程序的表现形式相类似，因为通常功能性的特征主要是体现软件开发者的设计“思想”(Ideas)，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这种设计“思想”本身是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因为实现同一功能可能会有许多不同的方法，仅仅是功能性特征相同并不能证明计算机软件程序代码相同。
　　证明计算机软件侵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接触，所谓“接触”是指原告的软件产品已公开销售，或者被告主要的软件开发人员曾在原告处工作过，或者原、被告之间曾有过合作关系等，这些通常可以证明被告曾有机会接触原告软件产品的核心内容，从而使得被告软件的开发工作有“借鉴”原告软件核心内容的嫌疑。
　　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运用“实质性相似加接触”这一标准进行侵权判断时，“接触”是容易证实的，因为前期存在的聘用、合作关系往往有相应的文件作为证据，而软件已经公开发表、销售的证据也不难取得。比较难证实的是“实质性相似”，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盗版者，则其对计算机程序的复制行为并不仅仅局限于一成不变的复制，它还包括侵权者为掩盖其剽窃行为而对计算机程序所做的伪装性改动，这点在计算机软件侵权案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在计算机软件开发工作中，文本编辑程序的使用，使得一个软件盗版者，可以通过更改名称和重新排列操作运算的指令序列顺序，来掩饰其对他人源代码和目标码的抄袭行为，如果不是专业的人员，往往不能识别这一情况。鉴于太多的计算机软件侵权行为存在，许多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在软件开发工作中往往运用“掺假”的办法，即：在计算机程序中加入没有意义和作用的指令，或者采用不太可能为盗版者发现和修改的较为独特的代码序列，作为“伪装记号”来保护程序。这样，如果侵权者进行了复制工作，就会在其计算机程序和文档中出现与原始软件著作权人同样的特征或错误，在法院审理侵权案件过程中，侵权者往往无法向法官提供对这种现象的合理解释，从而成为原告在诉讼过程中确定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虽然根据我国的《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只要确实存在侵权行为，不管软件著作权人用不用上述“掺假”的技术保护手段，也不论盗版者做了多少非实质性的表面上的改动，侵权的法律责任都是要承担的。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技巧，想真正通过法律惩罚盗版者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客观事实必须通过法律事实予以认证才能受到法律保护。
　　在法院审理案件确定是否侵权的过程中，如果原告能够出示被告已经“接触”了其计算机软件产品的证据，又能出示在两个软件作品中存在实质性相似的证据，则法院会认为原告完成了对指控侵权行为的举证责任。一旦原告出示了这两方面的证据，举证责任便移转至被告方面，法官将要求被告证明其软件产品是独立创作的，或者是有合法授权的，被告需要向法庭提交其独立创作、完成软件产品的相关证据，以及得到合法授权的相关证据。举证责任的转移有助于原告主张自己的权利。
　　通过“实质性相似加接触”形成的相互映证的证据链，向法庭呈现的初步的、表面的事实就是：被告自己的软件是否是通过“使用”原告软件程序中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信息而形成？原告受保护的关键软件程序的表现形式是否受到被告的侵犯？这样的判断标准与法院通常采用的传统判定侵权行为的方法不同，而且这种判断方式更为全面、客观，其结果往往较真实地反映了客观情况，也比较容易被原、被告双方所接受。
　　“实质性相似加接触”标准在立法中尚未得到完全认可，但是司法实践中已在广泛应用。在我们办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过程中发现，许多法官正在慢慢接受这种新观念，尤其在美国，由于英美法系采用判例法制度审理案件，上述判断标准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的司法审判中已广为采用，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知识产权突出的重要地位已得到共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已由立法领域逐渐扩大到司法、执法领域，计算机软件日益成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点。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参照国际惯例、依据我国参加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章程，建立、健全国内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完善国家的法律和法规已势在必行。相信在强化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氛围和社会环境下，“实质性相似加接触”的判断标准不仅有利于法官正确审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而且更有利于软件企业建立软件著作权保护意识，从而在充分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促进我国计算机软件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

北京市中银(南京)律师事物所高级合伙人　李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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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合同法》与《销售公约》关于“实质性变更”规定的异同

赫子竞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
azure_rose@sina.com


摘 要
区分我国《合同法》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下称《公约》）关于承诺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的差异，对贸易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合同法》较《公约》的差别主要是：无“添加”行为的规定、义务限定范围不仅限于交货和付款、增列“履行方式”等。
关键词：合同法、销售公约、承诺、实质性变更、

我国的《合同法》于199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合同法》较以往三部合同法有许多重大的改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合同成立作出了细致、明确的规定。然而在国际上，相似的规定却可以追溯到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销售公约”或“公约”）。
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因此，对于从事国际贸易商事活动或法律活动的人士来说，掌握《合同法》与《公约》的规定，明晰其间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作者仅就合同成立部分关于承诺的“实质性变更”的规定，作些粗浅的评论，以抛砖引玉，引起相关人士的重视。

从《合同法》与《公约》的规定来看，合同成立要经过要约（2）和承诺（3）两个基本步骤来完成。有效承诺一经送达，合同即告成立，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即发生效力。然而，有时对于要约条件，受要约人不一定会全盘接受，或许会做些细枝末节的添加；或许会是大刀阔斧的修改。不同的做法，有着截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合同法》和《公约》都将承诺对要约的变更区分为实质性变更和非实质性变更。非实质性变更的承诺一经送达，合同即告成立；实质性变更的承诺则被视为是一项新的要约，即使送达原要约人，仍不能使合同成立，必须得到原要约人对此实质性变更接受时，合同才成立。因而，明了实质性变更的范围及国内外对此规定的差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有关合同的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法等的变更，是对要约内容的实质性变更。
《公约》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有关货物的价格、付款、货物质量和数量、交货地点和时间、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或解决争端等等的添加或不同条件，均视为在实质上变更发价的条件。”
（一）两者差异之处
1、《公约》认为除“修改”这一行为外，“添加”上述方面的内容也构成实质性变更，但《合同法》中却未对“添加”这一行为作出规定。可见，这是我国《合同法》立法中的一个漏洞。由此，在国际货物销售合同订立过程中，添加了即使是一个次要的条件或其细节，只要是在第十九条三款中提到的，均导致合同不能成立，而只是新要约；但在国内货物销售合同订结过程中，添加了即使是一个主要的条件，仍不能认为承诺无效，合同仍将成立。
2、《合同法》中规定“标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而《公约》中未提及。虽然“标的一致或不变”应为公认的订约基础，但《合同法》中专门提出“标的”一节，可见此规定在立法上是颇为严谨的。
3、《合同法》中以“履行期限、履行地点”代替《公约》中的“付款、交货地点和时间”，从更广泛的范围上，限制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及责任的变更，而不仅限于交货或付款义务。在销售合同关系下，卖方除了交货外，还有移交与货物有关的单证、转移货物的所有权等义务；买方除了付款外，还负有保障合同履行的前期准备等义务。这些义务虽非主要的，但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这些义务履行时间、地点的修改或添加，《公约》不认为是实质性变更，而《合同法》却认为是实质性变更。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差异。
4、《合同法》比《公约》增列“履行方式的修改”为实质性变更。因而，如果付款方式由要约中的“一次结清”改为承诺中的“分批付款”；运输方式由“海运”改为“空运”；交货方式由“一次交货”改为“分批交货”；结算方式由“信用证结算”改为“汇付”……凡此种种，《公约》均认为承诺有效，而按《合同法》则将是一个新的要约。可见《合同法》比《公约》的限制领域要广泛得多。
5、《合同法》中的“价款或报酬”代替《公约》中的“价格”一词，是因其适用标的范围不同。《公约》仅适用于有限的特定的货物销售；《合同法》不仅适用于货物销售，也适用于劳务或服务的提供。因而，《合同法》提及“报酬”。
6、《合同法》以“违约责任”代替《公约》中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范围”，限定的范围更广泛。因违约责任除赔偿损失外，还有继续履行、解除合同且归还原物等义务。
（二）两者共同之处
《合同法》与《公约》都规定关于“货物的数量、质量、解决争议的方法及其他条件”的变更为实质性变更。因这些条件为基础条件（“其他”是补充条件，为体现立法的严谨性）。

上述是作者的一点认识，两者内涵上的巨大差异，并不局限于作者在文中提及的范例。望对相关人士有一点启发，能成竹于胸、运筹帷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作出有效承诺，使合同成立；或对要约作出利于己方的实质性修改，以等对方答复。切勿因对国内外法律规定不熟悉，而有误解，作出错误决策，坐以待“失”。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in prcaticing to realize the different regu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Contract Law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Contracts on material alterations when an acceptance is made. The main difference exists as follows: 1)whether the offeree can reply with something unmentioned in the offer; 2)whether the offeree can alter the “performance style”; 3)and to change the scope of responsibility besides delivering goods and paying money, and so 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reply made by the offeree is granted as an effective acceptance.

Key word: contract law, convention on sale of goods, acceptance, material alter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