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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风险代理若干问题探讨
　　　　　　 冯兴吾　刘金海　丁玉玲

内容摘要：当前，律师界纷纷推出风险代理业务，但律师风险代理又需进一步完善，本文分析了律师风险代理中有关问题，提出了律师风险代理的效力、范围、收费比例等建议。

关键词：律师　风险代理　问题　探讨

　　律师风险代理是指当事人不必事先支付律师服务费用，待代理事务成功后，当事人从所得财物或利益中提取协议所规定的比例支付酬金，如果败诉则无需支付。律师的这种收费方式在国外称胜诉酬金（Contingt Free）或附条件收费。如在日本，按照《报酬等标准规程》的规定，民事诉讼、非诉讼案件、行政案件、仲裁案件等应按争议金额收取一定比例“手续费”，如胜诉加收同样比例的“成功报酬”。我国《律师法》没有关于律师收费的规定，1997年国家计委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中也未涉及胜诉酬金制度及风险代理制度。但从律师收费的实践看，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已相当普遍。尤其在金额较大的人身损害赔偿、名誉权、肖像权、拖欠多年的债务追收案件中，胜诉收费成了当事人和律师的共同选择。由于胜诉酬金制度或曰风险代理制度有其自身的弊端，需要进行有效规范。本文拟对这一新型收费制度作一粗浅探讨，以期完善我国律师制度。
　　一、律师风险代理的特征
　　1、律师风险代理是律师以委托人名义为委托人处理法律事务。
　　律师风险代理是一种典型的委托合同，即合同双方约定一方将自己的事务交由另一方处理的协议。虽然律师风险代理是以他人事务的处理为目的，即律师是为委托人处理事务的，但是该法律事务必须是委托人有权实施的，且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的行为。
　　2、律师风险代理是建立在委托人与律师的相互信任基础上的。
　　律师风险代理的委托人是将自己的法律事务委托给律师办理，他人因信任律师才委托。而律师尽管依委托人的意思办理法律事务，但必须依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具体的意见。律师风险代理这一目的决定了它只能发生在双方相互信任的特定人之间。因此，律师应当亲自处理受托的事务，不经委托人同意，除法律或合同有特别规定者外，不能转托他人处理委托事务。
　　3、律师风险代理是一种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与一般代理的根本区别就是把律师的报酬与案件结果联系在一起。律师风险代理的律师为委托人处理法律事务能否收取报酬，由案件是否胜诉决定。胜诉了，为有偿服务；败诉了，则为无偿，律师不仅不能取得任何报酬，甚至可能损失一笔不菲的前期投入。
　　4、律师风险代理在收费上呈多样性。
　　⑴、双方约定由当事人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办案费等必要费用，律师不垫付任何费用，如实现案件预期目的，则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律师费。
　　⑵、双方约定当事人支付诉讼费、保全费，其他费用由律师支付。
　　⑶、双方约定当事人不支付任何费用，诉讼费、保全费、办案费等一切费用均由律师垫付。这种形式律师的风险最大。
　　二、律师风险代理当事人的违约责任。
　　1、委托方没有按合同约定支付报酬和费用。
　　委托人没有按合同规定的时间、标准支付报酬的，如逾期支付、拒不支付、少支付等，都构成违约。
　　对于律师办理受托法律事务所必需的费用，委托人应当予以支付，委托人没有按合同规定支付必要费用的，如逾期支付、拒不支付或少支付等，都构成违约。
　　2、委托方没有按规定赔偿律师在处理事务中非因自己过错所发生的损失。
　　律师在执行受托法律事务中非因自己过错发生的损失，应由委托人负责赔偿。委托人没有按规定赔偿律师的损失，即构成违约。
　　从律师事务所和律师的角度而言，律师一旦作出承诺，也必然会尽心尽力为委托人办事，否则将承担丧失费用的风险。
　　3、律师没有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受托法律事务。
　　在律师风险代理的情况下，委托人一般将案件的实体及程序的权利全部委托给律师，极少有对代理权限制的情况。律师应当以一个具有相当法律知识经验的人为标准，谨慎地处理好从立案到执行终结的每一个环节。律师应依照委托人的指示和要求忠实地履行法律事务。律师在处理受托法律事务，因自己的过失，未能按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受托事务，致使受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失的，律师应承担责任。
　　4、律师没有及时向委托人报告事务办理的情况。
　　在律师风险代理中，律师负有向委托人报告法律事务办理情况的义务。律师的报告义务以委托人的要求或有必要为限。在处理受托事务中，律师应按照委托人的要求，随时报告受托事务的情况。在律师风险代理的实践中，委托人未要求报告的，如有报告的必要，受托人亦应及时报告，如在处理法律事务中遇到情势变更等，律师应向委托人报告，以便委托人及时作出决定。
　　5、律师没有按规定将办理法律事务所得利益及时交给委托人。
　　律师应按合同的规定将办理法律事务所得利益及时交给委托人，不得自己占有，律师为自己的利益使用应交付委托人的财产或使用应为委托人利益使用的财产的，构成侵权，应支付自使用之日起的利息和赔偿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其财产不论由委托人受取，还是由第三人受取，也不论律师使用财产是否产生收益，只要律师为自己的利益使用了该财产，就应自使用之日起支付利息。
　　三、律师风险代理的完善
　　律师风险代理有其合理的一面，由法律服务的提供者和接受者共同承担费用风险，从最大限度促进了律师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当事人而言，无疑减轻了经济负担，尤其对于那些有理但缺钱的当事人，其社会效果就更为明显。如集体诉讼、追讨债务案件。但律师风险代理又有其固有的缺陷和弊端，因此，我们应当正视它并规范它。
　　1、律师风险代理的效力。
　确定律师风险代理的效力应从主体资格是否适合、意思表示是否真实以及合同的内容是否合法等方面来判断。从目前来看，没有一部全国性的法律对律师风险代理作禁止性规定。从理论上讲，法律没有禁止的都不构成违法。因此，只要适合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不存在法律禁止的情形，如欺诈、协迫，不存在违反律师业普遍适用的执业规范的情形，该风险代理没有违反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当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受法律保护，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双方应当履行，一方不履行，属违约，另一方可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2、律师风险代理的项目。
　　律师在办理法律事务时按有关事务涉及的财产金额收取一定比例确定酬金是合法的，但应规定某些案件不得实行胜诉酬金或风险代理，此类案件为涉及人身关系，如离婚案、追索赡养费、抚养费以及刑事案件，因为这类案件除涉及当事人的自身利益外，还可以影响到社会公益，因此，不宜采取胜诉酬金或风险代理。具体规定如下：
　　⑴、刑事案件的辩护不能采取律师风险代理。因为这种案件不会取得大额财产支付收费，同时，这种收费会诱使律师采取非法或非道德的方法获得无罪、罪轻、减轻的处罚。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均能采取律师风险代理。
　　⑵、禁止律师参与家庭关系事务收取任何胜诉费，诸如家庭关系事务中的任何费用纠纷、离婚协定财产分配、离婚后付给妻子的生活费等，以维护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如《美国律师协会职业行为标准规则》就有规定。
　　3、律师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
　　律师风险代理作为一种新型的收费方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律师收费的必然趋势。就我国而言，资产公司等行业迅速发展，使风险代理的案件越来越多，即使在刑事方面也有扩大的趋势。所以，律师风险代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将成为律师事务所收费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如不限定胜诉酬金比例，则可能导致律师事务所的盲目攀比。因此，对胜诉酬金比例应加以限制，高于普通代理，但不宜过高，可限定在30％－50％。美国的某些州对律师胜诉费的比例也作了限制。如纽约、新泽西州对律师的胜诉费实行最高不超过50％的限制，有的州则为35％。在美国胜诉费被确认有三条理由：一是它使那些无能为力负担法律服务费的人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追求其合法主张的财物；二是其主张的成功，取得的钱财也可以支付法律服务费；三是这种付费方式给律师一个有力的动力服务于当事人利益，以求得未决争议的解决。
　　目前，安徽省物价局会同安徽省司法厅联合发布了《安徽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自9月1日起执行，执行期三年。该标准规定，除刑事案件和婚姻案件中涉及人身关系外，涉及财产关系的案件和执行案件，律师可以进行风险代理，代理费由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确定。在办理案件特别复杂或影响特别重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律师事务所可以与委托人协商增加收费数额，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收费标准规定上限的5倍。
　　4、律师风险代理收费时应注意维护其权益。
　　代理人不可在合同上承诺支付所有的法庭费用，为防止客户与他方私下达成协议，代理人有权为代理费用申请留置权，或就代理费办理转让书，代理人还应留意法庭是否保留否决风险代理合同的权利，如美国许多司法区，规定律师可以使用留置权来迫使委托人支付律师费，同样也适用于胜诉费的收费方式。律师可以扣押因业务关系而到律师手中的文件、存款或当事人的其他财产。但是不适用于律师作为托管人而代管的文件、存款或财产。
　　5、律师风险代理要接受监管。
　　上海市《律师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标准（暂定）》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分计时和计件两种。具体采取何种方式，可由律师和委托人协商确定，在委托合同中要写明收费条款或单独订立收费协议。近日，甘肃省出台《关于调整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规定，属于协商确定的收费项目，可由各律师事务所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收费标准，报省物价局和司法厅备案，另外，以美国为例，风险代理要经法庭核准，执业律师也须提出证据，证明风险代理收费是合理的，几乎所有涉及风险收费的合同都得到法庭的认可。同时，法院亦保留否决权，违反公共政策的风险代理合同，均不予批准。
　　6、律师风险代理争议的解决。
　　因律师风险代理引起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胜诉酬金的争议，我国并没有专门受理律师费用争议的机构，对因律师收费引起争议的解决主要是通过诉讼方式。如安徽金皖律师事务所陶某受理了芜湖县陈某律师风险代理合同，约定按胜诉额的比例收取代理费。胜诉后，陈某不仅不给代理费，而且还以“我不知道风险代理”为由，投诉安徽金皖律师事务所超标准收费。本文认为，律师风险代理，无论对律师事务所，还是承办律师，都承担了相当大的风险。若再以胜诉酬金的费用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争议，不仅会损害当事人与律师事务所建立的诚信关系，而且还加大了律师事务所的风险，因此，应该在省级律师协会中设立专门机构解决胜诉酬金争议。同时，鼓励当事人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费用争议。如美国为阻止当事人的欺诈或在明显不合适的情况下允许律师就诉讼费用诉当事人，有的州或律师协会也规定律师对付费有争议的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的权利。



受贿罪客体新探


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统一。本文试图对现行受贿罪客体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互相切磋，为刑法理论的发展助力。
1、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高铭喧教授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刑法》和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刑法学》，王作富教授著《刑法分则要义》，以及刘灿璞同志主编的《刑法分则教程》等论著均持此观点。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①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就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上看，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包括贪污、受贿、泄露国家机密、玩忽职守、徇私枉法等犯罪皆是如此，但不同的渎职犯罪又有其不同的特征，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

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脏枉法与贪脏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脏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

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司法实践中，无疑也是构成受贿罪的，如果把受贿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就包括不进去，而司法实践中又要作犯罪处理，这就需要刑法理论工作者解决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2、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同志提出受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刘佰笔教授主编的《经济刑法学》和《中国刑法词典》等持此说。"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

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

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要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这并不等于就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因为行贿与受贿犯罪是一种"钱与权"交易的性质，双方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把自己的合法财产自愿(包括索贿在内亦属行贿人自愿)拿去用于非法行贿时，合法财产便成了非法的贿赂物，便应视为自动丧失了该项财物的所有权。所以我国刑法规定，破案后追缴的行贿赃物应一律上缴国库，不能发还给行贿者，故在这类案件中不存在受贿者侵犯行贿者所有权的问题。

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后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3、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涉及方面繁多，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黄海龙同志在《当前我国刑法中受贿罪若干问题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②
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是难以成立的。

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容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
4、笔者主张"侵犯公务人员廉洁制度"说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实质的要求，根据国家加强廉政建设中关于惩治受贿犯罪的立法意图，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人员(以下简称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沦)》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③。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

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二)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贪赃枉法还是不枉法，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便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