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统计管理规定

上一篇: 建设部关于进一步明确城市房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
下一篇: 湖北省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办法

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政府


石家庄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石家庄市人民政府令
第123号


《石家庄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已经二00一年九月十三日市第十届人民政府第五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二OO一年十月一日起施行。



石家庄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建设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利用，保障城市建设档案的完整、安全，发挥城市建设档案在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适用本办法。
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建设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以文图、声像等形式记载的资料。
第四条 城市建设档案（以下简称城建档案）的管理应遵循集中收存，保障完整与安全，向社会公开，方便利用的原则。
第五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城建楼案工件的监督管理，各县（市）、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城建档案工作的监督管理。
市、县（市）、矿区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在上级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和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具体负责本辖区城建档案业务的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加强对城建档案工件的领导，把城建档案管理列入城市建设事业的发展规划，使城建档案工件适应经济建设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各级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的建设资金和管理经费，从本级城建资金中列支。
第七条 县（市）、矿区应设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或明确专门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管理制度，配备必要设施和专（兼）职管理人员。
第八条 城建档案包括下列资料：
（一）建设工程档案。包括工业和民用建筑，市政基础设施，公用基础设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园林、风景名胜建设，市容环卫设施，城市防洪（河道防洪堤坝、河道桥梁设施、引排水渠等），抗震，人防工程（涉及国防秘密的除外），军事工程中除军事禁区和军事管理区以外的穿越市区的地下管线走向和有关隐蔽工程的位置图；
（二）专业部门业务管理和技术档案。包括城市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监理、园林绿化、风景名胜、市容环卫、市政、公用、房产管理、人防等部门资料；
（三）基础性综合档案。包括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方面法律、法规、规章和他规范性文件，科学研究成果和有关城市的历史、自然、经济等方面的资料；
（四）其他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产生城建档案的单位或个人就履行城建档案基础资料的收集、保管义务，确保城建档案资料的真实与完整，并按规定时限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
第十条 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与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签订城建档案移送责任书，明确城建档案编报内容、范围、时间及其他责任和要求，并指定专（兼）职人员具负责收集、保管、整理、编制和移送城建档案资料。
未签订城建档案移送责任书的，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应当对纳入城建档案范围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并按时移交给建设单位。建设单位应按照责任书所列内容汇总工程竣工档案，并将建设工程档案列为竣工的预验收内容。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工程竣工档案。
本办法生效前未移建设工程档案的，有关单位应在本办法生效后六个月内将档案资料移送城建档案管理机构。
第十二条 改建、扩建或对重要部位进行维修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据实对原工程建设档案进行变更修改；改变工程主体结构或平面布置的，应当重新编制工程建设档案。在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三个月内，应向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工程竣工档案。
工程停建、缓建的，该档案暂由建设单位保管。
第十三条 工程建设单位在组织竣工验收前，应当提请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工程档案进行预验收。预验收合格后，由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出具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建设单位在取得工程档案认可文件后，方可组织工程竣工验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时，应当查验工程档案认可文件。
对未取得建设工程档案认可文件的工程，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不予办理竣工验收备案手续。
第十四条 除建设工程以外，其它产生城建档案的单位应在城建档案形成之日起一至五年内，将具有永久保存价值的业务技术和业务管理工作档案移送当地城建档案管理机构。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在城市房屋、道路、管线等各项普查和补测绘中形成的城建档案，组织普查工作的单位应当在普查工作结束之日起三个月内向当在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
地下管线专业管理单位应当在每年三月底前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管线变更后的现状图和资料。
第十六条 有关部门、行业管理机构应督促本地、本系统产生城建档案的单位，按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称送城建档案。
第十七条 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送的城建档案应是符合国家有关城建档案卷质量标准的原件或副本。
第十八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宣传城建档案知识，指导有关单位收集、保管、整理编制城建档案资料，并督促其按时移送。
第十九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按照国家城建档案分类大纲和案卷质量标准，对接收的城建档案进行登记、整理，编制检索目录。
第二十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当设有符合档案建筑设计规范要求的专用库房。运用先进技术、设备，采取防盗、防火、防晒、防潮、防蛀、防鼠、防震措施，保障库存城建档案的安全。
第二十一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就按规定对库存档案进行检查。对破损、变质的，应及进修复；对需要永久保存的，应采用声像复制等技术予备份保存。
第二十二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对涉及国防、金融、保险以及其它涉及社会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城建档案，应按照国家保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控制管理，档案管理工件人员不得擅自提供和泄露其内容。
第二十三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的工件人员不得涂改、毁损、擅自销毁城建档案。
第二十四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对库存档案进行综合性开发，扩大资源利用范围，为社会提供服务。
第二十五条 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按照办法的规定，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公布下列城建档案，但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安全和秘密的除外。
（一）城建档案检索目录；
（二）建设工程档案；
（三）专业管理和业务技术档案；
（四）基础性综合档案；
（五）其他涉及经济发展和公民切身利益的档案。
第二十六条 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在履行必要手续后，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应无偿提供服务：
（一）查询本单位或本人所形成、移交、捐赠、寄存档案的；
（二）查询市政、公共设施档案的；
（三）查询产权人或合法使用人所有的或合法占有住宅档案的；
（四）其他符合规定的情形。
第二十七条 单位或个人在查阅城建档案时，应遵守有关规定，不得涂改、污损城建档案或拆卷、抽页。
第二十八条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后，建设单位不按时移送或移送的城建档案资料不齐全、不完整的，由建设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对拒不移送城建档案的，按建设工程的投资额外对罚款：
（一）投资额为一千万元以下的，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二）投资额为一千万元以上五千万元以下的，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罚款；
（三）投资额为五千万元以上的一亿元以下的，处以五万元至八万元的罚款；
（四）投资额为一亿元以上的，处以八万元至十万元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第三十条 依照本办法对单位处以罚款的，同时对单位主管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单位罚款额5%至10%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城建档案管理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涉嫌触犯刑事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以下”，含本数；“以上”，不含本数。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01年11月1日起生效。


社区矫正中被矫正人员隐私权
与社区公民知情权的衡量
毛娜
摘要：社区矫正作为试点已在我国大部分省市热火朝天的开展着，这一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的先进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植入，给我国的刑事法学领域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其中理论工作者和广大群众都比较关心的就是如何对待矫正犯人，矫正犯人在社区中的权利，社区群众的权利将如何保障的问题。罪犯隐私权和公民知情权间的冲突是我们这篇文章所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罪犯隐私权 公民知情权 社区矫正 利益平衡

一． 从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看其性质
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中，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在试点工作中“专门的国家机关”主要指：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相关的社会团体”主要指街道居委会、工会、共青团、妇联等。“民间组织”：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般意义来讲民间组织是对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总称。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主要包括社区服务人员、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教师、高校优秀学生、矫正对象的近亲属和原工作单位人员。
在专门的国家机关中，包括了公检法三机关，似乎我们可以把社区矫正定义为一种执法行为，但是我们在各个试点中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这样的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具体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社区矫正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政法委牵头，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实施，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这些规定很明确的指出了社区矫正的主要负责部门是司法行政部门，其他机关处于配合辅助地位。这样的规定我们从中可以得这样的结论：社区矫正工作并不是如我们想的那样，它是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司法机关配合的行刑方式，在我国的社会形势下，社区矫正应该是行政性质的。原因有三：首先，从语义上来讲，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语是行政，司法是行政的定语，它表明这个机关的设置主要是管理行政性质的司法工作。其次，司法行政机关是设置的各级人民政府中，是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最后，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处于组织负责的地位，这就决定了社区矫正是行政工作的性质，否则其设置在根本上是违反我国宪法的，司法行政机关不具有相应的权力。
社区矫正工作的正确成功的实行需要借助相关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力量，这是世界各国社区矫正工作普遍的经验，在英美等一些国家，甚至由社会团体主要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行，这也正体现下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即将罪犯放入社会，依靠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矫正。既然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在整个社区矫正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自然其对社区矫正性质也就产生了重大影响。可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志愿者是没有执行刑罚的权力的，所以我们认为社区矫正工作是一种具有社会参与性的行政行为。

二、从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看社区矫正工作中公民的知情权
公开原则是依法行政的一项基本要求，它是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行政相对人公开。 公开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是指行政主体根据职权或者行政相对人的请求，将行政信息向行政相对人或者社会公开，并允许查阅、摘抄和复制。
以上是行政行为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民主法治对国家行政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遵守的规则。那么作为行政行为的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信息是否应该向社会公开呢？从公开原则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对行政信息的公开范围采取的是排除法，只要是不属于国家机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行政信息都应该或者可以公开，满足公民的知情权。以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社区矫正中罪犯的隐私是否属于上述三种不应公开的范围。
国家机密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依照法定程序确定，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员知悉的事项。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设计资料、程序、产品配方、制作工艺、制作方法、管理诀窍、客户名单、货源信息、产销策略等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显然，罪犯的隐私不属于以上两者。个人隐私权中是否包括罪犯的隐私权？罪犯的隐私权是否应该作为行政信息予以公开。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项人格权 。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结合国外有关的理论科研成果，隐私权的内容主要有：（1）公民享有姓名权、肖像权、住址、住宅电话、身体肌肤形态的秘密，未经许可，不可以刺探、公开或传播。（2）公民的个人活动，尤其是在住宅内的活动不受监视、窥视、摄影、录像，但依法监视居住者除外。（3）公民的住宅不受非法侵入、窥视或骚扰。（4）公民的性生活不受他人干扰、干预、窥视、调查或公开。（5）公民的储蓄、财产状况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布，但依法需要公布财产状况者除外。（6）公民的通信、日记和其他私人文件不受刺探或非法公开，公民的个人数据不受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7）公民的社会关系，不受非法调查或公开。（8）公民的档案材料，不得非法公开或扩大知晓范围。（9）不得非法向社会公开公民过去的或现在纯属个人的情况，如多次失恋、被强奸等，不得进行搜集或公开。（10）公民的任何其他属于私人内容的个人数据，不可非法搜集、传输、处理利用 。上述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与私人生活有关，与安宁有关，与形象有关，与姓名有关。1890年，美国私法学者沃伦和波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了题为《论隐私权》的论文，主张一种新的权利，即“不被了解的权利”。现在美国侵权法把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分为四种：（1）盗用他人名字和肖像；（2）不合理地侵扰他人隐私生活；（3）不合理地将某人错误曝光于众；（4）不合理地公开他人的私生活。②其中第三种隐私权侵权“将某人错误曝光”，属于名誉侵权。梁彗星和廖新仲在《隐私的本质与隐私权的概念》一文中从隐私自身揭示的内涵、外延出发，将隐私分为如下几个内容：“（1）严重的违法隐私行为，如重婚行为；（2）一般违法或严重违背道德行为，如婚外性行为；（3）轻微违法行为，如一般的侮骂他人的行为；（4）一般违规行为，如随地吐痰、攀折花木行为；（5）法不调整的行为，如婚前性行为；（6）合法的隐私行为。其中，第（3）至（6）项即隐私权的客体。如果用公式来表达的话，隐私权的客体=合法的隐私+法不调整的隐私+一般违规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轻微违法的隐私在市民社会中虽是不可告人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仍应将其作为隐私权的保护范围。”也就是说，个人的信息、私人的活动虽然有不被他人知悉和窥视的权利，但是一旦该信息和活动是一般的以及严重的违法行为时就不属于隐私权的客体，不应该受到保护。
本文中所说的罪犯隐私权主要是指罪犯的犯罪经历，即对在社区中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的身分进行保密，对其罪行不予公开。很明显，罪犯的隐私权并不属于我国相关法律所保护的对象，而其是否属于沃伦和波兰戴斯定义的个人隐私的范围，我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他们认定的侵犯隐私权的行为中的第三项前有“不合理”的限制，对于此处“不合理”的解释将在文章的下一部分进行解释。
综上所述，根据行政行为的公开性，社区公众对在社区中进行矫正的罪犯的身份和其所犯罪行有知情权。

三、从现行法律制度看“罪犯”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法第四十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管制期满，执行机关应即向本人和其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解除管制。第七十六条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从这些规定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对罪犯的隐私权都没有明确规定加以保护。这一方面是从刑罚的一般预防考虑，通过对刑事案件的公开宣判，使社会公众能够对刑法有更深刻的了解，进行一次生动法制教育而且可以平复被害人的伤痛，使其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因为刑事案件一般在社会上有较大影响，会吸引很多公民的注意，因此对罪犯的隐私权的放弃可以满足人们对知情权的需要，是符合大众利益的。在刑罚的执行过程中，允许群众的参与可以减少执行成本，同时可以对罪犯进行多方面的帮助，如：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这样可以减轻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对罪犯的改造又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也对群众进行了法制教育，体现了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让群众参加到对人身危险性较低的罪犯的改造中来，是我们走群众路线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体现，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

四、从法益保护来看社区矫正中公民知情权与罪犯隐私权
知情权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知的权利，公民有权依法知悉和获取信息，满足其知的需要。隐私权的立法宗旨在于公民有权隐瞒、维护自己的私生活秘密并予以法律保护，防止任何人侵犯。可见，一个是希望知道更多别人的事情，一个是不希望自己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两者之间，难免产生冲突。对此，恩格斯曾提出一个处理隐私与新闻报道相互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个人隐私权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的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我国学者提出，根据恩格斯的有关论述，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情况，参考外国立法和理论，在处理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关系上应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公共利益优先。即为了保障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牺牲个人的某些隐私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曾明确地指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所谓“统治关系”，是指一种阶级压迫关系，是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统治秩序所建立的或认可的社会关系。犯罪是对这种秩序的破坏，正是和“政治生活发生了联系”，因而，犯罪就不再是一件私事，而是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法益概念是上个世纪法学界提出来的，对法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法益泛指一切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权利也包含于法益之内；而狭义的法益仅指权利之外而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是一个与权利相对应的概念。 简单地说，法益就是法所保护的一种利益。李斯特指出：“所有的法益无论是个人利益，或者共同社会的利益，都是生活利益。这些利益的存在不是法秩序的产物，而是社会生活本身。但是，法律的保护把生活利益上升为法益。”法益涉及范围极广，它包括了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其中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这就存在利益衡量问题。对于在一般情况下，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利益，因为公共利益所代表的一般要大于个人利益，他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益的总和，涉及范围广；当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个人利益涉及个人生命等根本权利时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就应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分高下时，对两者的衡量应从多角度具体考量。
在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是否予以保护，直接涉及社区公民的知情权能否得到保护的问题。在这对矛盾中，公民的知情权处于公共利益的地位，它代表的是整个社区中公民的利益，而被矫正人员的隐私权处于个人利益的地位，它只是一小部分，或者是个人的利益。对于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我们应按照上面姜明安教授给出的三个标准来进行分析。显然，从第二部分中已经论述到了，当涉及犯罪行为时，公民的知情权就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它所代表的利益要高于罪犯的隐私。因此从法益的保护的角度来讲，我们应侧重保护公民的知情权。

结语: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政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人权思想在我国行刑方式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在执行社区矫正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些问题。从大处着眼，以大局为重，从整体利益出发。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偏重于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必然要放弃对罪犯隐私权的保护，选择更大的利益是符合人类的本质和法的基本价值要求的，并不是对罪犯人权的忽视。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本身就是为了维护罪犯的人权，在执行过程中对其隐私权的放弃并不会改变该制度设立的初衷。
参考文献：《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姜明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1997年4月群众出版社第21页
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第二十九课隐私权，2003年4月中国民商法律网
姜明安《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和谐问题》http://dq.cj.ibd360.com/pl/2006-10-22/cj_20061022111717_3201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