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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济学的方法、对象与目标

龙城飞将


　　前段时间，我在博上发了几篇关于法经济学基础问题的小文章，讨论法经济学的方法、对象与基础等问题 ，近日又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再梳理一下：

　　法经济学的方法、对象与目标

　　简单说来，法经济学的真谛可以概括为几个关键词：方法、对象与目标。
　　方法：经济学方法。数学可以做为经济学的方法，即方法的方法在对法的现象的研究中发挥作用。
对象：法学问题与法律问题，包括立法、司法、行政以及对经济活动、民事行为等的法律现象的经济学研究。
　　目标：目标是法经济学研究所期望的成果。梦想比较虚幻，理想比较现实，而目标则更强调实践。没有目标会活得很累，因为目标是动力，没有动力的人不会轻松。

　　法经济学的方法：经济学的方法

　　法经济学的方法就是经济学方法。再具体一点，包括经济学的几个学科或分支。其一、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的概念包括经济人、供求关系、成本效用、厂商理论等。其二、制度经济学：主要的概念包括交易成本。其三、福利经济学：主要概念包括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社会福利。其四、信息经济学：主要概念包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其五、投入产出经济学：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其六、博弈论：博弈的基本理论，包括多方博弈等。熟悉经济学的其它门类，也可以用来进行法的分析。
　　数学方法可以用于法学。数学是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概念的一门学科。透过抽象化和逻辑推理的使用，由计数、计算、量度和对物体形状及运动的观察中产生。数学家们拓展这些概念，为了公式化新的猜想以及从合适选定的公理及定义中建立起严谨推导出的真理。从这个角度看，数学实质上可以看作是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是一种数字化的逻辑学。
　　数学方法应用于法学，可以通过两个路径。其一、直接应用于法学领域的研究。其二、透过经济学的方法，即作为经济学的工具而进入法学。

　　法经济学的基本工具：成本——效用分析

　　与研究实物经济的方法一样，法经济学研究法的现象也是直接使用成本——效用工具。在不同的法经济家的研究中，使用的方法不同。边沁提倡以最小的花费或代价，取得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波斯纳则是以最小的代价或花费取得最大的财富，即财富最大化。人们对他们俩人都提出不少批评，但许多批评者并没有读懂他们俩人。包括波斯纳对边沁也有批评，恰好是他也没有完全读懂边沁。
　　实际上，他们俩人的观点是殊途同归，即边沁的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并不仅仅是哲学和伦理道理概念上的幸福概念，而是经济学角度的效用最大化的概念，边沁在多个场合针对人们的误解做过这种解释。而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质财富的最大化，它是包含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的概念。

　　法经济学的对象：交易成本——法律成本

　　法经济学仍是法学，是以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的法学。所以它的对象与其它法学一样，仍是法、法的现象及法的本质规定。大到法律制度、小到法条都可以进行研究。可以对宪法、民法、经济法、商法、诉讼法、刑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等的一些大的原则进行分析，也可以对其中的一些具体的法条进行分析。具体到法律制度，抽象到立法思路。对拟立法的原则与内容可以预先进行法经济学的研究。既可以研究现行法律制度，又可以研究司法实践。
　　具体来讲，法的成本就是法律成本，它属于交易成本的大范畴内。研究法的各种现象，实际上就是研究它们的各种条件或情况下的法律成本。

　　法经济学的目标：效用最大化——交易成本最小化

　　法经济学的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在波斯纳那里，是“财富最大化”。在边沁那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法经济学目标的计量工作是交易成本。交易成本这个范畴首先出现在制度经济学，用到法的研究领域，它可以具体化为法律成本。
　　法律成本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以一个法律为例，可以研究其立法成本，也可以研究该项法律的实施成本，受它影响的人的成本及发展方向与规律等。
　　法经济学的目标效用最大化，实质上就是使得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最小，从而提高社会活动的效率。效用最大化与法律成本最小化是同义语，是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示方法。

2009-12-7
作者博客：http://www.yadian.cc/people/6493/
http://blog.sina.com.cn/zjysino20080207


婚姻瑕疵纠纷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比较分析
　　　　　----以两个不同程序诉讼案例为视角

王礼仁


　　“婚姻登记瑕疵”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但从目前使用的特定语境看，所谓“婚姻登记瑕疵”，就是在婚姻登记中存在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因而，它不属于婚姻法第10条规定的无效婚姻（又称绝对无效婚姻）和第11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又称相对无效婚姻）。“婚姻登记瑕疵”的范围很广，包括他人代理或冒名顶替进行婚姻登记、借用他人名义或身份证登记结婚、使用虚假户口或虚假姓名登记结婚、因疏忽婚姻姓名登记错误、隐瞒真实身份等欺诈结婚、使用虚假证明材料登记结婚、结婚登记手续不完善或证件不齐全、越权管辖婚姻登记，等等。凡是无效婚姻（包括相对无效婚姻）之外的程序违法或欠缺必要形式要件等缺陷，都属于“婚姻登记瑕疵”。
　　实践中，对于“婚姻登记瑕疵”纠纷，多数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极少数是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但无论是通过民事诉讼宣告婚姻无效，还是通过行政诉讼撤销婚姻登记，都是认为婚姻无效，都是以婚姻登记上姓名为婚姻当事人。那么，这种处理是否正确？“婚姻登记瑕疵”到底应当如何处理？有待研究，下面结合两个案例具体分析。

　　一、实例介绍——先看两个具体案例：

　　案例1：适用行政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袁姐与袁妹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生于1979年9月11日）。2004年8月18日，袁妹与蒋某登记结婚时，袁妹未找到自己身份证就持袁姐的身份证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因袁姐与袁妹是双胞胎姊妹，长相十分相似，婚姻登记机关没有发现，便进行婚姻登记。袁妹持上述结婚证与蒋某同居生活。而早在2001年12月25日，袁姐持自己身份证已经与王某登记结婚。
　　后因袁妹与蒋某感情不和，2010年初，袁妹在百般无奈下，在城区找到一位律师，起诉与蒋某离婚，自己抚养女儿。
　　在诉讼中，律师发现袁妹所提供的个人信息与其丈夫结婚登记时所提供的信息不相符，袁妹结婚登记时的身份证是其姐姐的。律师得知，袁姐早在2001年便已登记结婚，因其身份证两次被登记结婚，按现行婚姻法的相应规定，已构成重婚。
　　律师建议先由袁妹撤回离婚诉讼，改由其姐先行打行政诉讼官司，撤销袁姐与蒋某的重婚。
袁妹便撤回了离婚诉讼，由其姐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决袁姐与蒋某婚姻无效。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遂判决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

　　案例2：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处理婚姻瑕疵纠纷案

　　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于2004年9月在宜昌市打工期间相识并建立恋爱关系，因刘红玲未婚先育而没有达到婚龄，便借用其姐姐刘路英身份证，自己照片与赵光武办理了结婚登记。之后二人以夫妻名义在宜昌市居住生活。2006年底，被告赵光武外出打工，从此再未与原告联系。2008年4月21日，刘红玲凭结婚证在宜昌市妇幼保健院补开了女儿赵寒晶的《出生医学证明》，该证明上登记的赵寒晶父亲为赵光武，母亲为“刘路英”。
　　原告于2009年12月11日刘红玲向宜昌市点军区起诉要求与赵光武离婚，子女由本人抚养，并要求法院向民政部门发司法建议, 建议民政部门撤销其婚姻登记。在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罗红军看过我的《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他认为，此案可以直接在民事诉讼中根据姻成立与不成立理论处理，并就其具体诉讼技术问题与我磋商。我认为，一方面按离婚处理，一方建议撤销婚姻登记，两者相互矛盾，而且司法建议也不能成为原告独立的诉讼请求。我建议通过法院释明，由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与离婚之诉合并提起，法院合并审理。罗红军采纳了此建议。通过法院释明，刘红玲变更了诉讼请求为：请求法院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存在婚姻关系，刘路英与赵光武不存在婚姻关系，并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判决刘红玲与赵光武离婚；女儿赵寒晶由刘红玲负责监护。被告经依法公告传唤，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亦未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状。
　　在诉讼期间，经原告申请，法院委托宜昌市公安局刑事技术鉴定处对刘红玲与赵寒晶作亲子鉴定，结论为：赵寒晶与刘红玲具有亲缘关系，血缘关系概率大于99.99%。
　　2010年4月12日，宜昌市点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红玲因未达法定婚龄，借用其姐姐刘路英的身份证与被告赵光武办理结婚登记、后又为其子女办理出生证明，其行为是错误的。但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具有共同结婚的合意和行为，且双方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刘路英与赵光武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以夫妻身份共同生活的事实。因此，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关系成立，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现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均已达法定婚龄，其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应当认定其婚姻成立有效。因被告赵光武下落不明已两年有余，双方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故对原告刘红玲的离婚请求，本院予以支持。出生医学证明上登记为赵光武与“刘路英”之女赵寒晶与原告刘红玲的亲权关系概率大于99.99%，应认定刘红玲系赵寒晶生母，刘路英不是赵寒晶生母。遂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 二、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
　　三、赵寒晶由原告刘红玲负责监护。

　　二、两个具体案例的诉讼路径和实体处理法理比较分析

　　1、从程序上比较
　　（1）“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此案，将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有效与无效之诉、离婚之诉以及婚姻附带之诉合并审理，一次性彻底解决纠纷。可以说将相关的婚姻诉讼“一网打尽”，无需重复诉讼，体现了经济、便捷、高效原则；体现了现代先进司法理念，是能动司法的好典范。这也是“全国婚姻第一判”，具有里程碑意义。
　　（2）“案例1”则将一事分为三诉，一案办成三案，拖拉繁琐，耗时费力。一案办成三案就是：离婚案（撤诉）；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案。而且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案，并没有真正解决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只是解决了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效力问题。

　　2、从实体处理上比较
　　（1）“案例1”案件处理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案例1”法院认为，袁姐进行两次结婚登记，违反婚姻法的规定，属于重婚，这个定性是错误的。袁姐与蒋某并没有结婚的合意，也没有进行结婚登记，更没有共同生活，婚姻何有？因而，这不是婚姻无效，而是婚姻不成立，即袁姐与蒋某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而不是婚姻无效。如果把上述身份被他人冒用认定为婚姻成立，那一个未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已婚者？一个已婚人身份被他人冒用，岂不是都成为重婚者，并受到重婚罪的法律追究？袁姐既然属于重婚，为什么不追究法律责任？袁姐之所以不能追究重婚责任，原因就是定性错误。
　　其二，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效力到底如何？“案例1”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用宣告袁姐与蒋某的婚姻无效，代替处理了袁妹与蒋某的婚姻。这样处理，在程序上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空挡”遗漏现象，使袁妹与蒋某婚姻无法进入实质审理。在实体上，袁妹只是一时找不到自己身份证，为了“救急”，使用了姐姐身份证，因此否认袁妹与蒋某的婚姻成立和效力，没有法律根据。对此，我在《婚姻诉讼前沿理论与审判实务》一书有详细论述，2010年《人民司法》（应用）11期也有介绍，在此不再赘述。

　　（2）“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解决案件比较圆满、科学。

　　首先，“案例2”判决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关系不成立，而不是无效，这比“案例1”准确。
　　其二，“案例2”判决原告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有效是正确的；
　　其三，“案例2”运用婚姻成立与不成立之诉，在一案中解决了刘红玲、刘路英与被告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并同时解决刘红玲与被告赵光武离婚等，案件处理的很完美。

　　这里对涉及第三人的婚姻效力问题，要作一个特别强调和说明。由于婚姻关系案件涉及公益，在婚姻有效与无效、成立或不成立以及是否撤销婚姻之诉中,均可能影响夫妻以外第三人之权益, 这当然不能使婚姻关系因人而异其效力。因而，婚姻关系案件不仅以一次解决为原则,而且其判决具有对世效力。也就是说，婚姻关系案件的判决，具有既判力扩张的特点，即扩张其效力范围, 对于第三人亦有拘束力。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如《日本人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或撤销、离婚或其撤销之诉作出的判决对第三人亦发生效力。《德国人事诉讼法》第640条之8规定，“判决在当事人生存时确定的，该判决为一切人并对一切人均生效力。”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第 582 条规定:“就婚姻无效、撤销婚姻或确认婚姻成立或不成立之诉所为之判决，对于第三人亦有效力。” 就本案而言，刘路英虽然没有参加诉讼，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的认定和判决，直接涉及到她（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效力问题。在判决确认刘红玲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时，刘路英与赵光武的婚姻自然不成立，其判决效力对刘路英有拘束力。刘路英不得另行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成立，也无需主张与赵光武的婚姻不成立。民政局可以根据法院生效判决，在原婚姻登记档案中注明真正的结婚人是“刘红玲”，并将判决书存档。这样也不会影响“刘路英”的结婚问题。

　　三、婚姻瑕疵纠纷诉讼路径之选择

　　通过上述两个案件比较，不难知道，婚姻瑕疵纠纷应当选择民事诉讼之路径。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民事诉讼中不直接处理婚姻瑕疵纠纷的现象还相当普遍。
　　比如，王某与陈某系叔嫂关系。2004年6月28日，原告王某与陈某的哥哥在当地民政部门登记结婚，因陈某的哥哥当时无身份证，故借用陈某的身份证与王某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结婚证(结婚证上的身份信息是陈某的，但照片是陈某哥哥的)。王某在得知该行为违法后，于2008年1月28日诉至安徽省宁国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依法判令王某与陈某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