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4 21:39:28 浏览:9042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印发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的通知
安监总科技字[2005]69号
关于印发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安全生产法》关于"国家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的规定，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有关要求，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实施"科技兴安"战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编制了《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参照本计划，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组织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工作。
二ΟΟ五年七月五日
附件: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编制说明
2005年度总局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汇总表
http://www.chinasafety.gov.cn/files/f2004/20050715-sf3.doc
2005年度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编制说明
为了贯彻《安全生产法》关于"国家鼓励和支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的规定，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有关要求，充分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实施"科技兴安"战略，特编制2005年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
列入2005年度安全监管总局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计划的项目共有638项，其中，"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26项，国家其它计划项目15项，2003年度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原国家局）指导性计划延续项目14项，2004年度原国家局指导性计划延续项目134项，2005年度列入安全监管总局指导性计划项目449项。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按照国家有关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管理；安全监管总局指导性计划项目由各主管单位按照原国家局《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科技管理工作的意见》(安监管技装字[2002]11号)进行管理。请各主管单位加强项目的管理与协调，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规划科技司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评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和法律》
石安洲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吉尔兹被誉为当代美国社科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兴趣,还在于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思辩在人类学以及其他社科领域提出了不同寻常的反思。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为人类学领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吉尔兹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4方面：1.对认识论意义上的阐释人类学原理的宏扬，从（内部）emict和外部（etic）的角度重新确立田野工作的认识价值；2提倡重新认知，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3确立了“深度描写”及显微法的审察意义；4对叙述学的研究方法论上的启迪。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 阐释学 深度描写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是吉尔兹于198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演讲文集，他曾经说过写作此文是为了表达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心态：“我想立足于盎格鲁——美国的法理学和共同法的审判为中心去探讨，去区别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合法的，同时去寻溯我本人研究过程中所遇的三种其他的法律传统与之平行的状态：伊斯兰传统法律、印度传统法律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传统。其观念是，首先设若以这一事件发生在当代的美国来审视之；其次，描写此一个案在其他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形式——它们是那样的不同，以至于要求一种全然不同的重新规范去界定它们；第三点则是以其秩序性的法律仲裁的进化去评述这些不同的涵义。” 本文旨在对《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中的理论创新之处作一个概要性介绍。
一、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一文之所以要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事实与法律进行探讨，是因为吉尔兹认为以前的法律的人类学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要用一种更具解集作用的方法，一种较比开放的方法——阐释学的方法，要寻找出法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研究进路中所存在的具体的分析性问题——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1、关于地方性知识
首先需要给予指出的是，我所理解的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知识观念或对知识的认识方式。它不是单单的特定时空下或阶级下的知识分类，毋宁说作为一种伴随２０世纪中后期的知识观念的变革的产物，地方性知识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情境中产生并得到辩护的，那么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其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分析和重视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即如吉尔兹所讲，“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联想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地方性知识需要给予特别理解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决然相对，虽然设置了“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但是科学知识中不因情景转换而改变作用的内容并不是对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否定。这就使我们需要分析知识的作用范围问题。
第二，考察地方性知识的产生背景，地方性知识也有对近代启蒙思想和经典科学观进行矫正或颠覆的意义。但是我们又得马上指出，它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因为地方性知识观念的提出是在人类学或文化学的框架中展开的，而考察文化人类学诞生的缘起，可能就可以见出地方性知识的一个主旨。我们知道人类学的发生首先是寻找一个与西方主流文化异质的文化类型的存在，而这种寻找起初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而后来在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的努力下，人类学才走上了纠正西方主流文化的理性自负，同时论证发掘非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合理性。所以地方性知识观念的提出，承载了两方面的使命，一个就是的它的批判意义，再一个是它的实质性的建设意义。而第二个主旨则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知识虽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普遍有效，但是否定知识的绝对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知识一定在特定的区域才能够发生作用。这其实也是知识作为范围的问题。这种知识将对我们建构一种全球性的话语或理解模式提供知识观上的支援。
以上的分析要引出的问题是知识的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状态问题。通过对吉尔兹事实与法律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地方性知识也是或者也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知识。知识的构成以及取得合法性（即是真知识而非假知识）就在于它始终是一种未竟的事业。当然这种开放性不是走向一种普遍知识的状态，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情境中取得作用效果。而这种转换就是地方性知识本身对自己的超越和发展。
2、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意义及其问题
吉尔兹强调对于意义的理解，因而，法律及其他文化系统等就必须被认为具有自主性；作为理解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受限于文化的自主性。自主性的意思是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要对一个地方的法律有所认识，那么，你就要尽量像一个当地人那样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外地人的行为进行解读，但其行为的意义只有在了解其对于这一特定的文化系统维续所具有的意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正确解释。
只有具体的、个别的行动者的地位得到明确的承认，理论中的文化依据才能使其成为有意识的。如果行动中的个体因素及偶然因素等都被视而不见，那么，用来解释它的地方性知识也与理性一样，不仅是一个教条的东西，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观念。这就有在消除了一种普适性的情况下，又生造出了另一种普适性。也就是说，文化的自主性得到保障了，但人的自主性却没有了。
另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或理想图景的地方性知识是无法互为比较的。如果只有巴厘岛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才能够充分认识雷格瑞事件的独特性，那么，实际上否定了不同认识体系关注同一问题的可能性，它甚至与阐释方法主张的多元价值相悖：如果只有阐释方法能够反映事件的真相，而其他方法不能，如果只有一种认识生活世界的“正确”知识系统，就等于再次回到传统实证方法的“客观反映论”上去了。正是客观反应论主张，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不可能是多元（多样）的。
二、不同传统下的事实与法律
在《比较透视》的第二部分，吉尔兹以探讨法律与事实的关系为中心，运用深度描写说的文化解释学方法，分别考察了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个术语并以此为切口审视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以人类学和法学的比较为依托——是阐释学的方法将法学和人类学相勾连，以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线索精辟地阐述了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的观点。文章就哈克（haqq），达摩（dharma），（adat）三个语词的概念性分析，指出不同文化背景
下对事实和法律的关系的态度的不同，从而得出法律具有地方差异性的观点。
1、haqq 吉尔兹通过在伊斯兰法理学的语境里考察haqq，指出这一词语在“应用的任何意义上……都贯穿着‘应然’与‘实然’的同一性观念”。 与这一观念相适应，伊斯兰司法中的最为重要的特征——规范作证进入了考察视野。吉尔兹考察了目证制度→委任证人制度（与其相辅的次级证人制度）→公证人制度→规范证人制度（并不表示下一个存在的时候上一个就不存在了）。作者在考察的同时将其与西方的相关制度加以比较一次强调只有建立在对他方文化的解释系统的理解的基础上，他方司法审判制度（具体说法律与事实的关系的）上的做法才会变得是可理解的。
2、dharma 与伊斯兰法相互比较，吉尔兹考察了在印度法中关于法律与事实的关系的观念与制度。通过系统考察印度法的实际情形，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发现，在印度法中存在这样一个链条：权利义务→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超验→典则→王→智者（不仅仅是后者决定前者）。吉尔兹指出，时至今日，“法律也许变得世俗化或有些世俗化了，甚至变得更为合理了，但它并没有失去其地方性”。
3、adat 在这一考察中，吉尔兹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在西方法律思想影响下的adat的命运。经过考察，他认为，将adat简单理解为风俗或习惯法是对adat的误解。因为，adat审判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通过共识的运用来推进社会和谐和个人的心理安宁。
吉尔兹使用了如此大的篇幅，来论述从haqq，dharma及adat中所凸显出来的观念为核心的法律的存在，无非是要证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因而能在其地方传统和环境中获其存在。吉尔兹告诉我们，只有在他们各自的意指系统之内，人的行为及其符号系统才是可为我们所理解的。进而，他坚信，不仅法律是多元的，而且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在这个多元的视角之下，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三、法律的多元化与趋同化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一文的主题十分清晰，即依据地方性知识认识法律；将“法律”和“人类学”分解为不同学科，已通过具体的交叉而非混杂的合成将他们勾连起来；对法律与事实的对立作相对的处理，是化为反应一致形象和推论程式的各种表现；把比较法研究视为“文化际译释”的实施；主张法律思想对于社会现实具有建设性意义；强调法律认识的历史固定性；倡导用寻求意义的方法对法律的实际效力加以解释；相信法律多元化趋势是当下社会的核心特征；认为自我理解和他人理解在法律之中具有内在勾连性。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某种思想倾向（即一种颇为关注事物之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思想）的产物。 这是本文内在逻辑的必然。从地方性知识出发来探讨事实与法律，就必然导致法律多元化的认识。
吉尔兹又进一步指出：“最终，我们所需要的还远不止于地方性知识。我们需要一种将它的各种变异形式转换成其彼此的评注的方法，亦即以彼此的优长评释对方的短处的方法”。 这也就是吉尔兹对法律的新的比较研究的路径——依据某种法律认识所特有的行为框架、预设和成见来明确阐释另一种法律认识所特有的行为框架、预设和成见的努力。 这是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和法律是建设性的、构造性的以及组织性的观念中引发的。但是这种阐释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如果法律真的日益趋异，多元的法律成为多个各自为营的法律体系，这种相互的阐释又如何可能呢？
世界是由多民族、多国家组成的，法律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法律的多元而导致的冲突如何解决？与地方性知识相对的普遍性知识是否也导致了“普遍法”的产生？而当普遍法与地方性法律相冲突时，又应如何解决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是不是能从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中得到解答呢？通常我们理解的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情境下生成并得到辩护的知识。但知识毕竟包含不为特定情境所决定的确定的内容，也就说我们在强调知识的地方性时，并非否弃知识的普遍有效。因而，如果能在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或许才是最佳的状态。
四、阐释学方法的发扬
1、法律的阐释观的提出，是吉尔兹影响人类学并运用到法律研究的一个典范。但其重要的知识关键在于吉尔兹新理解。究于本意，“阐释”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terpres，意在两方面的“传达者”。阐释学最早期的代表是释经学，其古代的鼻祖是圣奥古斯丁。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创建了圣经阐释批评学，标志着现代阐释学的形成。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阐释人类学有着很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思想对吉尔兹有一定渊源关系。
“在当代，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复活了阐释学应归功于吉尔兹。……他超越韦伯的是其在分析中更注重对世界上的宗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阐释及界说。吉尔兹更注重在比较和经验的层面上应用阐释学的方法。”“不同于狄尔泰的是，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宗旨是“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从阐释学的观点去看，文化不是决定行为的‘权力’。而是使人类行为趋于可解性的意蕴的背景综合体。”
2、法律的阐释观是吉尔兹“深度描述”理论在法律研究的知识应用。
与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本原性考究及对旧知识的颠覆性批判相应，吉尔兹对文本的重新阐释进一步弘扬了阐释人类学。尽管“文本”的原义指“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吉尔兹主张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既可以是文字的，又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文本”。针对福柯的“权力说”，他提出“文化并非随常隶属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其进程之类的权力；它是一种易于领悟的本文氛围——那就是深度描写。” “深度描写”强调显微法，以小见大，要求文化的符号性对具体的时、地、情景都要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古代的、外国的文献以及异域的文化，文化是行为化的符号化的文献。具体于法律，“从根本上讲，法律所关注的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或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法律因时因地因民族而有所不同，那么它所关注的对象也会不尽相同。”
“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
3、法律的阐释观是吉尔兹肯定emic方法的认识方法体现。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派克提出了有代表意义的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因不同视角引发在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等影响，进而从语音语言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对应“insider”和“outsider”的概念创造了“emic”和“etic”的描写理论。
Emic是内部的描写，代表着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知识体系的判断，主张正确的认识方式，应该是从对象本身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出发，突出事实的显微性（深度描写）和真实性，屏弃现代理性论者那种全知全能的、对于一般事物的总体描述（宏大叙事）。在对“雷格瑞事件”的描写中，吉尔兹认为应当回到巴厘岛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路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及建立其上的各种规则等等，来作为描述、评价事件的基本理路。相反，etic代表着外来的、客观的角色，主张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分析不同的文化。
4、阐释学方法的意义
吉尔兹就主张以阐释学的方法展开对不同文化的研究， 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意义模式，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以及看法，而意义、理解、态度及看法本身并不像自然实在那样仅仅通过实证的观察就能够认识而是需要阐释，所谓阐释实际上就是对理解的理解。阐释方法的运用暗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地方性，所以在对不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不能先定地设立一个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是不可能，因为不同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和看法是不同的，如此，比较及阐释的真正目的就不再是人为地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再是人为地将一种文化观念生硬地套搬到另一种文化中以求得普适性的结果，阐释方法的运用意味着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文化译释"， 其所关注的是不同人类群体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态度及看法，使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正是运用这一研究方式，吉尔兹通过作为文化符号的法律的阐释使读者看到，那种将看似普适的将事实与法律分离开来的观点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的观念，在其他文化中，人们对事实与法律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某些文化传统并不对事实与法律予以区分，如在伊斯兰传统中，人们就致力于把事实与法律勾连起来，并建立起程序以强化这种联系。而所有这些对于事实与法律关系的不同认识都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阐释方法的运用为文化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这对于消减文化研究中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其他文化中心主义，达至对于不同文化的真正理解均具有积极意义。
5、法律的阐释观对于当今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突显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实现前沿学术思想的本土化有积极意义。正如邓正来教授谈到他所翻译的的《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时，重点强调“吉尔兹通过三个不同地域的极其精彩的人类学调查个案而详尽地探究了“地方性知识”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想象与“移植性”法律之间的关系”，“这部论著的翻译，我个人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法律移植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却遮蔽了法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将这部论著翻译成中文，不仅会有助于中国论者理解和讨论中国法制建设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对中国论者如何进行法学个案研究也有着方法上的示范意义。”
五、 “深度描写”的确立
和所有的人类学家一样，吉尔兹的描述是一种以地方性参与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但与一般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他的描述是一种“深度描写”，这构成了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和方法。这一方法的要义有：
1、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在反思E.B.泰勒和克莱德•克拉克洪的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相关理论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即“文化就是这样一些有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如此一来，对文化进行分析就成了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完善我国调解体系之构想
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对发生纠纷双方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进行调停，排解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调解体系。我国的广大民众素有优良的传统美德， 发生纠纷后， 绝大多数首先想到的处理方式， 就是寻求调解。我国的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司法制度的“东方经验”，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各种调解制度在性质、职能、原则、程序、效力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调解体系存在不足日趋显露， 笔者在此略作探析， 提出完善之浅见。
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有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两大类，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只有法院调解属诉讼内调解。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调解，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协议，适用的原则基本都包括“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但是，各种调解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主要有：（1）调解的范围。人民调解仅限于调处民间纠纷；行政调解也限定在各行政机关职能管辖范围的纠纷，如治安调解的范围就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轻微的行为；仲裁调解主要是商务活动中发生的合同纠纷以及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调解则囊括了所有纠纷，包括自诉刑事案件。（2）调解适用的程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均属诉讼外调解，调解不是必经程序，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 除仲裁机关可以作出仲裁裁决外，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相关行政机关是无权对纠纷作出处理决定，也不能依职权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而法院调解则属诉讼内调解，其中离婚诉讼的调解是法定必经程序，调解不成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3）调解协议的效力。这里主要指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达成的协议除当事人自觉履行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当事人不能凭此调解协议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另行提起诉讼；仲裁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不尽有完全法律效力，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然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无误， 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事人只能另行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则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发现调解确有错误的，需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判，否则，原调解仍需执行。
二、我国调解体系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是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我国的调解制度对增进人民团结，防止矛盾激化， 预防、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 我国调解体系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弊端，主要表现在：
①调解适用的原则不尽合理。现有法律法规对调解适用的原则都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的规定，首先，要求调解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切实际，调解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理念，有些不愿意公开纠纷的真正原因和事实过程，有些纠纷事实查得越清楚， 是非越明确， 更容易激发有理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得理而不饶人，反而增加了调解的难度，也不易使纠纷得到真正解决。既然调解是当事人自愿的，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合法协议，那么，是否查清纠纷的事实，是非责任是否分清，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之， 不遵循这一调解的法定原则， 岂不是成了违法调解？其次，调解的“合法原则”， 应当包括程序上的合法与实体上的合法，从程序上看， 而调解并没有程序上的规定， 几乎随时都可以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是这样， 就是法院调解也是如此， 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任何阶段进行， 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的， 二审还可以调解，终审判决后， 执行期间又可以再“和解”（调解）。调解在程序上无章可循，致使主持调解的人员滥用职权，随意行使权力，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想调就调，有的甚至打着所谓“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幌子， 强行调解。从实体上看， 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实体合法性必须权符合法律的规定， 容不得丝毫差错， 而调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合意的体现，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自由，只要调解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可， 要求象判决、裁决一样的合法是不切实际的。
②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规范、不合理。法院调解的调解书和仲裁调解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却没有法律效力， 一样是第三者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 得到的确是不同效果。司法实践中，行政调解的调解书和人民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争议进行行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起诉，治安调解只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对调解达成协议是否有效未作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提起诉讼。至于仲裁调解，虽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仲裁调解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若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的解释，“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并通知原仲裁机构”，当事人则需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 将调解的效力因调解组织职能的不同而人为地加以划分，这就容易使人们对“调解”产生误解，也显得调解合意的效力不平等。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我国的人民调解队伍， 组织最庞大、分布面最广， 大量的民间纠纷都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的，可以说是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作出的调解协议得不到法律认可，因而使人们对人民调解产生了不信任感， 认为这种调解起不了实际效用，致使当事人纷纷到法院诉讼，不仅加重了法院办案压力，也会削弱调委会的权威性和声誉。
③ 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是违法调解， 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证据，几乎是险当事人于举证不能，让法院证明自身的错误又谈何容易，非造成严重后果的， 大都也将错就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这里又仅限于判决和裁定， 人民检察院对法院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答复，“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无权对法院调解实施监督。而对于仲裁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来说， 除了当事人申请执行或提起诉讼而由人民法院审查或审理外，可以说是没有监督制约的。由于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还普遍较低，特别是基层乡村的农民，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 甚至根本就不懂， 发生纠纷完全信赖于“政府”部门的处理。失去对调解合法性的监督，就容易导致部分主持调解的人员办“三案”，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越权调解、强行调解、恶意调解等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滋生了腐败行为，使“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违法调解行为被发现，也只是对案件进行再审，对违法调解的行为人缺少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予以惩处。
④调解缺乏时限约束。《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都没有对调解的时限作规定，致使为了追求调解结果而使纠纷久拖不决，也使得有些纠纷因时间的拖延越闹越僵，给当事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还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
三、完善规范我国调解体系的模式构想
由于法院的诉讼程序较为繁琐，大量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纠纷，就当事人的意愿而言是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得以解决，特别是有些当事人对提起诉讼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还忌讳打官司，一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 对方当事人便产生对立情绪， 使原本较容易调处的纠纷无形地增加了解决难度，以至案了事未了， 不能真正消除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调解体系模式进行改革，以使各种调解制度更加规范完整，确保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原则，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最简便快捷的处理方式，缓解和减轻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和法院诉讼案件的工作压力，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同时，加强各调解组织相互间的监督， 预防违法调解。
针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 有的提出废除“法院调解”，将调解归于行政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有的建议制定“行政调解法”，对行政调解加以规范，也有提出对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实行确认制度， 赋予调解的法律效力，等等。对此， 笔者认为，我国的调解制度，可以用诉讼程序来加以区分， 设置为“诉前”的调解和“诉后”的调解。“诉前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争议时，在未起诉前由第三者从中调停排解，使之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而不进入诉讼程序。“诉后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后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者未经调解直接起诉的，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经调停而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协议，既解决纠纷又终结诉讼程序。对处理纠纷的方法用“调解”来表述， 处理结果统一用“和解”表述。
笔者认为， 应当保持现有调解体系的框架结构， 即保持各中调解制度的存在， 仍然按照各种调解的分工进行运作，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考虑制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确认制度，对原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予以取消，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确认权统一规定由人民法院行使， 即由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有关部门组织（包括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审查确认，统一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取消法院调解书的形式）送达当事人，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论是法院调解或者是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当事人所达成的合意，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这样，既可以将法院调解与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相互衔接起来，不以部门职权划分等级，也可以巩固部门组织的调解效果，增强调解的实际效用，同时，统一由人民法院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可以加强对调解的监督， 防止违法调解行为，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统一规范的执行依据。
四、“和解协议确认”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
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是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卡， 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人员来担当此任，笔者认为，由法官来行使和解协议确认权是最适合的。因此， 可以在法院内部设置专职的庭室（ 取消现有部分法院的“诉前调解”或“庭前调解”的机构设置），称之为“纠纷调和庭（室）”，专司此职。
“纠纷调和庭（室）”的职权主要应包括两方面：1、审查确认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书”。有两部分内容：a、对纠纷当事人于诉前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书或者经有关调解组织调停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合法原则进行审查确认，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b、对进入诉讼程序而调和达成协议的，依法进行审查，制作 “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 2、调处解决纠纷。 对纠纷当事人未经有关部门组织调解或对调解达成协议反悔而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解的，由“纠纷调和庭（室）”依照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进行调和， 经调和达成协议的， 签订“和解协议书”， 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调和未能达成协议的， 依据申请人的意愿，移送审判或由申请人撤回。其特点是， 第一，自愿。 即强化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对“诉前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 使之合意得到法律确认，而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不是必经程序；对纠纷的解决方式的选择，是申请调解还是提起诉讼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任何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简便。 即不受审判、仲裁的程序的限制， 调处纠纷的方式方法简便灵活， 可以使当事人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解决纠纷。第三，规范。即可以使各种调解有机衔接，避免脱节，可以有效地巩固各种“诉前调解”的成果，发挥调解的功效， 避免重复调解，对“诉后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将审查确认设定为必经程序，（诉讼案件可以凭“和解协议确认书”结案，取消原来调解结案的方式）与“诉前和解”相区别，使调解与审判、仲裁相对分离，避免主持人员集调解权和裁判权于一身，预防调解中的违法现象。对调解的效力一律采用“确认”的方式，制作统一规范的法律文书。
五、制定“调解法”的立法建议
要完善我国调解体系，需要对各种调解制度加以规范，据载，北京丰台区法院率先进行改革， 在审判中已对合法调解协议书赋予法律效力，即对人民调解组织出具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予以采用。许祖雄等33名人大代表也就目前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缺乏统一规范，行政调解的作用及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提出了关于制定“行政调解法”的议案，表明制定“行政调解法”，以帮助弥补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空缺，保障行政调解工作有效运行等。这些做法和建议， 都有利于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但是，这还是不能避免使已经调处的纠纷再度审理， 即使制定了“行政调解法”，使现有的“行政调解”得以规范，还是不能解决现有我国整个调解体系存在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各种调解的法律监督”等问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的整个调解体系进行统一立法，综合现有关于调解的规定， 制定的《调解法》或者《调解通则》，明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的职权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调解适用的原则、调解程序和方法、调解时限、调解效力的确认、调解的监督、调解的执行等等，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实际效用。
笔者建议应当着重修改完善的部分为：①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可以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变，明确规定越权调解无效。②调解适用的原则。应强调保留“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应限定在“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范围，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③调解程序和方法。对向人民调委会、行政职能机关、仲裁机构申请调解的，采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方法，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有关职能部门即可进行调解，不作程序上的限定。对向法院申请调解，可以规定适用调解程序的范围，将现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这类案件未经调解不得提起诉讼。④调解时限。一是应增加对调解纠纷的时限规定，可以参照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限，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能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终结，应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二是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可修改为“调和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以和解协议为附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双方当事人应于通知领取和解协议确认后5日内向人民法院领取，逾期未领取又未提出异议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即具有法律效力”，取消需经当事人双方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限定当事人反悔的时间。 ⑤调解效力的确认。取消现有法律法规关于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对确认当事人合意之效力的权利规定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规定“和解协议确认书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有效凭证，未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⑥调解的监督。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确认书， 提出证据证明调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增强监督力度；制定违法调解的制裁措施，可参照民诉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
总而言之，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完善我国调解体系，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策略，有利于使各种调解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消除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调解制度所具有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整体效用。
长泰县人民法院王建军
石安洲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摘要：吉尔兹被誉为当代美国社科界“文艺复兴”式的人物,这不仅是因为他广泛的研究领域和兴趣,还在于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思辩在人类学以及其他社科领域提出了不同寻常的反思。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为人类学领域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吉尔兹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以及对学术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下列4方面：1.对认识论意义上的阐释人类学原理的宏扬，从（内部）emict和外部（etic）的角度重新确立田野工作的认识价值；2提倡重新认知，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3确立了“深度描写”及显微法的审察意义；4对叙述学的研究方法论上的启迪。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 阐释学 深度描写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是吉尔兹于1981年在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演讲文集，他曾经说过写作此文是为了表达了一种不可忽视的心态：“我想立足于盎格鲁——美国的法理学和共同法的审判为中心去探讨，去区别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是合法的，同时去寻溯我本人研究过程中所遇的三种其他的法律传统与之平行的状态：伊斯兰传统法律、印度传统法律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法律传统。其观念是，首先设若以这一事件发生在当代的美国来审视之；其次，描写此一个案在其他不同的法律传统中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形式——它们是那样的不同，以至于要求一种全然不同的重新规范去界定它们；第三点则是以其秩序性的法律仲裁的进化去评述这些不同的涵义。” 本文旨在对《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中的理论创新之处作一个概要性介绍。
一、地方性知识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一文之所以要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对事实与法律进行探讨，是因为吉尔兹认为以前的法律的人类学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而要用一种更具解集作用的方法，一种较比开放的方法——阐释学的方法，要寻找出法学和人类学两门学科研究进路中所存在的具体的分析性问题——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1、关于地方性知识
首先需要给予指出的是，我所理解的所谓的地方性知识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类型或知识体系，而在更大的意义上是一种知识观念或对知识的认识方式。它不是单单的特定时空下或阶级下的知识分类，毋宁说作为一种伴随２０世纪中后期的知识观念的变革的产物，地方性知识表达了这样一种意义——由于知识总是在特定的地域和文化情境中产生并得到辩护的，那么我们对知识的考察与其关注其普遍的准则，不如着眼于分析和重视形成知识的具体情境，即如吉尔兹所讲，“把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认识与对可能发生的事件的本地联想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地方性知识需要给予特别理解的可能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地方性知识并不是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决然相对，虽然设置了“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但是科学知识中不因情景转换而改变作用的内容并不是对这种地方性知识的否定。这就使我们需要分析知识的作用范围问题。
第二，考察地方性知识的产生背景，地方性知识也有对近代启蒙思想和经典科学观进行矫正或颠覆的意义。但是我们又得马上指出，它又具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因为地方性知识观念的提出是在人类学或文化学的框架中展开的，而考察文化人类学诞生的缘起，可能就可以见出地方性知识的一个主旨。我们知道人类学的发生首先是寻找一个与西方主流文化异质的文化类型的存在，而这种寻找起初是为了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而后来在一批优秀的人类学家的努力下，人类学才走上了纠正西方主流文化的理性自负，同时论证发掘非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合理性。所以地方性知识观念的提出，承载了两方面的使命，一个就是的它的批判意义，再一个是它的实质性的建设意义。而第二个主旨则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知识虽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普遍有效，但是否定知识的绝对性，但是这不意味着知识一定在特定的区域才能够发生作用。这其实也是知识作为范围的问题。这种知识将对我们建构一种全球性的话语或理解模式提供知识观上的支援。
以上的分析要引出的问题是知识的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状态问题。通过对吉尔兹事实与法律的比较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地方性知识也是或者也应该是一种开放性知识。知识的构成以及取得合法性（即是真知识而非假知识）就在于它始终是一种未竟的事业。当然这种开放性不是走向一种普遍知识的状态，而是转换到另一个情境中取得作用效果。而这种转换就是地方性知识本身对自己的超越和发展。
2、地方性知识的理论意义及其问题
吉尔兹强调对于意义的理解，因而，法律及其他文化系统等就必须被认为具有自主性；作为理解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受限于文化的自主性。自主性的意思是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你要对一个地方的法律有所认识，那么，你就要尽量像一个当地人那样去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外地人的行为进行解读，但其行为的意义只有在了解其对于这一特定的文化系统维续所具有的意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被正确解释。
只有具体的、个别的行动者的地位得到明确的承认，理论中的文化依据才能使其成为有意识的。如果行动中的个体因素及偶然因素等都被视而不见，那么，用来解释它的地方性知识也与理性一样，不仅是一个教条的东西，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观念。这就有在消除了一种普适性的情况下，又生造出了另一种普适性。也就是说，文化的自主性得到保障了，但人的自主性却没有了。
另外，作为一个意义系统或理想图景的地方性知识是无法互为比较的。如果只有巴厘岛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才能够充分认识雷格瑞事件的独特性，那么，实际上否定了不同认识体系关注同一问题的可能性，它甚至与阐释方法主张的多元价值相悖：如果只有阐释方法能够反映事件的真相，而其他方法不能，如果只有一种认识生活世界的“正确”知识系统，就等于再次回到传统实证方法的“客观反映论”上去了。正是客观反应论主张，对客观事实的“正确反映”不可能是多元（多样）的。
二、不同传统下的事实与法律
在《比较透视》的第二部分，吉尔兹以探讨法律与事实的关系为中心，运用深度描写说的文化解释学方法，分别考察了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三个术语并以此为切口审视不同的法律文化观念。以人类学和法学的比较为依托——是阐释学的方法将法学和人类学相勾连，以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为线索精辟地阐述了法律作为地方性知识具有多元性和差异性的观点。文章就哈克（haqq），达摩（dharma），（adat）三个语词的概念性分析，指出不同文化背景
下对事实和法律的关系的态度的不同，从而得出法律具有地方差异性的观点。
1、haqq 吉尔兹通过在伊斯兰法理学的语境里考察haqq，指出这一词语在“应用的任何意义上……都贯穿着‘应然’与‘实然’的同一性观念”。 与这一观念相适应，伊斯兰司法中的最为重要的特征——规范作证进入了考察视野。吉尔兹考察了目证制度→委任证人制度（与其相辅的次级证人制度）→公证人制度→规范证人制度（并不表示下一个存在的时候上一个就不存在了）。作者在考察的同时将其与西方的相关制度加以比较一次强调只有建立在对他方文化的解释系统的理解的基础上，他方司法审判制度（具体说法律与事实的关系的）上的做法才会变得是可理解的。
2、dharma 与伊斯兰法相互比较，吉尔兹考察了在印度法中关于法律与事实的关系的观念与制度。通过系统考察印度法的实际情形，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他发现，在印度法中存在这样一个链条：权利义务→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超验→典则→王→智者（不仅仅是后者决定前者）。吉尔兹指出，时至今日，“法律也许变得世俗化或有些世俗化了，甚至变得更为合理了，但它并没有失去其地方性”。
3、adat 在这一考察中，吉尔兹将考察的焦点集中于在西方法律思想影响下的adat的命运。经过考察，他认为，将adat简单理解为风俗或习惯法是对adat的误解。因为，adat审判实际上代表了一种通过共识的运用来推进社会和谐和个人的心理安宁。
吉尔兹使用了如此大的篇幅，来论述从haqq，dharma及adat中所凸显出来的观念为核心的法律的存在，无非是要证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因而能在其地方传统和环境中获其存在。吉尔兹告诉我们，只有在他们各自的意指系统之内，人的行为及其符号系统才是可为我们所理解的。进而，他坚信，不仅法律是多元的，而且世界本身就是多元的。在这个多元的视角之下，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三、法律的多元化与趋同化
《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一文的主题十分清晰，即依据地方性知识认识法律；将“法律”和“人类学”分解为不同学科，已通过具体的交叉而非混杂的合成将他们勾连起来；对法律与事实的对立作相对的处理，是化为反应一致形象和推论程式的各种表现；把比较法研究视为“文化际译释”的实施；主张法律思想对于社会现实具有建设性意义；强调法律认识的历史固定性；倡导用寻求意义的方法对法律的实际效力加以解释；相信法律多元化趋势是当下社会的核心特征；认为自我理解和他人理解在法律之中具有内在勾连性。所有这些观点都是某种思想倾向（即一种颇为关注事物之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思想）的产物。 这是本文内在逻辑的必然。从地方性知识出发来探讨事实与法律，就必然导致法律多元化的认识。
吉尔兹又进一步指出：“最终，我们所需要的还远不止于地方性知识。我们需要一种将它的各种变异形式转换成其彼此的评注的方法，亦即以彼此的优长评释对方的短处的方法”。 这也就是吉尔兹对法律的新的比较研究的路径——依据某种法律认识所特有的行为框架、预设和成见来明确阐释另一种法律认识所特有的行为框架、预设和成见的努力。 这是从法律是地方性知识和法律是建设性的、构造性的以及组织性的观念中引发的。但是这种阐释的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如果法律真的日益趋异，多元的法律成为多个各自为营的法律体系，这种相互的阐释又如何可能呢？
世界是由多民族、多国家组成的，法律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但是由于法律的多元而导致的冲突如何解决？与地方性知识相对的普遍性知识是否也导致了“普遍法”的产生？而当普遍法与地方性法律相冲突时，又应如何解决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是不是能从对地方性知识的理解中得到解答呢？通常我们理解的地方性知识是在特定情境下生成并得到辩护的知识。但知识毕竟包含不为特定情境所决定的确定的内容，也就说我们在强调知识的地方性时，并非否弃知识的普遍有效。因而，如果能在普遍性与地方性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或许才是最佳的状态。
四、阐释学方法的发扬
1、法律的阐释观的提出，是吉尔兹影响人类学并运用到法律研究的一个典范。但其重要的知识关键在于吉尔兹新理解。究于本意，“阐释”一词来源于拉丁语interpres，意在两方面的“传达者”。阐释学最早期的代表是释经学，其古代的鼻祖是圣奥古斯丁。18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施莱艾尔马赫创建了圣经阐释批评学，标志着现代阐释学的形成。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对阐释人类学有着很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讲，他们的思想对吉尔兹有一定渊源关系。
“在当代，在文化人类学领域中复活了阐释学应归功于吉尔兹。……他超越韦伯的是其在分析中更注重对世界上的宗教的不同文化背景的阐释及界说。吉尔兹更注重在比较和经验的层面上应用阐释学的方法。”“不同于狄尔泰的是，吉尔兹认为在阐释中不可能重铸别人的精神世界或经历别人的经历，而只能通过别人在构筑其世界和阐释现实时所用的概念和符号去理解他们。”当代阐释人类学的宗旨是“在解释之上的理解”，“吉尔兹认为，从阐释学的观点去看，文化不是决定行为的‘权力’。而是使人类行为趋于可解性的意蕴的背景综合体。”
2、法律的阐释观是吉尔兹“深度描述”理论在法律研究的知识应用。
与米歇尔•福柯对“话语”的本原性考究及对旧知识的颠覆性批判相应，吉尔兹对文本的重新阐释进一步弘扬了阐释人类学。尽管“文本”的原义指“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吉尔兹主张文本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描写的系统，既可以是文字的，又可以是行为学意义上的，“文化即文本”。针对福柯的“权力说”，他提出“文化并非随常隶属于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其进程之类的权力；它是一种易于领悟的本文氛围——那就是深度描写。” “深度描写”强调显微法，以小见大，要求文化的符号性对具体的时、地、情景都要进行具体分析，特别是古代的、外国的文献以及异域的文化，文化是行为化的符号化的文献。具体于法律，“从根本上讲，法律所关注的并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现在发生的事情或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法律因时因地因民族而有所不同，那么它所关注的对象也会不尽相同。”
“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
3、法律的阐释观是吉尔兹肯定emic方法的认识方法体现。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家派克提出了有代表意义的人类学描写的“族内人（insider）”和“外来者（outsider）”因不同视角引发在思维方式、描写立场和话语表达等影响，进而从语音语言术语“phonemic”和“phonetic”对应“insider”和“outsider”的概念创造了“emic”和“etic”的描写理论。
Emic是内部的描写，代表着一种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知识体系的判断，主张正确的认识方式，应该是从对象本身的精神世界和知识系统出发，突出事实的显微性（深度描写）和真实性，屏弃现代理性论者那种全知全能的、对于一般事物的总体描述（宏大叙事）。在对“雷格瑞事件”的描写中，吉尔兹认为应当回到巴厘岛文化的知识系统中，运用他们的认识路径和分析逻辑，比如他们自己关于罪恶、对错、权利和责任的界定、分类、及建立其上的各种规则等等，来作为描述、评价事件的基本理路。相反，etic代表着外来的、客观的角色，主张用外来的观念来认知、分析不同的文化。
4、阐释学方法的意义
吉尔兹就主张以阐释学的方法展开对不同文化的研究， 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一种意义模式，它包含着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以及看法，而意义、理解、态度及看法本身并不像自然实在那样仅仅通过实证的观察就能够认识而是需要阐释，所谓阐释实际上就是对理解的理解。阐释方法的运用暗含着这样一种认识，即认为任何文化都具有地方性，所以在对不同文化进行研究时，就不能先定地设立一个标准，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是不可能，因为不同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以及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态度和看法是不同的，如此，比较及阐释的真正目的就不再是人为地区分文化的先进与落后，不再是人为地将一种文化观念生硬地套搬到另一种文化中以求得普适性的结果，阐释方法的运用意味着文化比较的目的在于"文化译释"， 其所关注的是不同人类群体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态度及看法，使不同文化中的人们能够相互理解。正是运用这一研究方式，吉尔兹通过作为文化符号的法律的阐释使读者看到，那种将看似普适的将事实与法律分离开来的观点实际上更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的观念，在其他文化中，人们对事实与法律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某些文化传统并不对事实与法律予以区分，如在伊斯兰传统中，人们就致力于把事实与法律勾连起来，并建立起程序以强化这种联系。而所有这些对于事实与法律关系的不同认识都植根于不同的文化传统中。阐释方法的运用为文化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这对于消减文化研究中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其他文化中心主义，达至对于不同文化的真正理解均具有积极意义。
5、法律的阐释观对于当今直面中国社会现实，突显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实现前沿学术思想的本土化有积极意义。正如邓正来教授谈到他所翻译的的《地方性知识：从比较的观点看事实与法律》时，重点强调“吉尔兹通过三个不同地域的极其精彩的人类学调查个案而详尽地探究了“地方性知识”及由此产生的对未来的想象与“移植性”法律之间的关系”，“这部论著的翻译，我个人完全是出于这样一个考虑，即在中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法律移植派’的观点，而这种观点却遮蔽了法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关系。因此，将这部论著翻译成中文，不仅会有助于中国论者理解和讨论中国法制建设本土化的问题，而且对中国论者如何进行法学个案研究也有着方法上的示范意义。”
五、 “深度描写”的确立
和所有的人类学家一样，吉尔兹的描述是一种以地方性参与观察为基础的“民族志”，但与一般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他的描述是一种“深度描写”，这构成了他的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特色和方法。这一方法的要义有：
1、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在反思E.B.泰勒和克莱德•克拉克洪的文化概念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斯韦伯的相关理论他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概念，即“文化就是这样一些有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 如此一来，对文化进行分析就成了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
完善我国调解体系之构想
调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对发生纠纷双方的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进行调停，排解疏导，促使纠纷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而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我国的调解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调解体系。我国的广大民众素有优良的传统美德， 发生纠纷后， 绝大多数首先想到的处理方式， 就是寻求调解。我国的调解制度被西方誉为司法制度的“东方经验”，深受人们的喜爱。 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各种调解制度在性质、职能、原则、程序、效力等方面的差异， 使得我国调解体系存在不足日趋显露， 笔者在此略作探析， 提出完善之浅见。
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和法院调解的区别与联系
我国的调解制度主要有诉讼内调解和诉讼外调解两大类，诉讼外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只有法院调解属诉讼内调解。不论是何种形式的调解，其设置的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当事人的纠纷，采用的方式方法都是通过说服教育、宣传法律政策、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和解协议，适用的原则基本都包括“自愿原则”、“合法原则”、“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但是，各种调解之间仍然有所区别，主要有：（1）调解的范围。人民调解仅限于调处民间纠纷；行政调解也限定在各行政机关职能管辖范围的纠纷，如治安调解的范围就是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情节轻微的行为；仲裁调解主要是商务活动中发生的合同纠纷以及劳动争议纠纷；法院调解则囊括了所有纠纷，包括自诉刑事案件。（2）调解适用的程序。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均属诉讼外调解，调解不是必经程序， 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 除仲裁机关可以作出仲裁裁决外， 人民调解委员会和相关行政机关是无权对纠纷作出处理决定，也不能依职权移送人民法院审理。 而法院调解则属诉讼内调解，其中离婚诉讼的调解是法定必经程序，调解不成的， 人民法院应当及时作出裁判。（3）调解协议的效力。这里主要指强制执行的效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所达成的协议除当事人自觉履行外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当事人不能凭此调解协议为依据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只能另行提起诉讼；仲裁调解所达成的协议也不尽有完全法律效力， 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仍然要经过人民法院的审查确认无误， 否则，人民法院不予执行，当事人只能另行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法院调解则具有完全法律效力，发现调解确有错误的，需要依照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改判，否则，原调解仍需执行。
二、我国调解体系存在的不足与弊端
用调解的办法解决纠纷，是我国处理民事纠纷的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经验，我国的调解制度对增进人民团结，防止矛盾激化， 预防、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安定，促进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然而， 我国调解体系仍存在许多不足与弊端，主要表现在：
①调解适用的原则不尽合理。现有法律法规对调解适用的原则都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的规定，首先，要求调解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不切实际，调解强调的是当事人的合意，中国的老百姓大都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理念，有些不愿意公开纠纷的真正原因和事实过程，有些纠纷事实查得越清楚， 是非越明确， 更容易激发有理一方当事人的不满情绪，得理而不饶人，反而增加了调解的难度，也不易使纠纷得到真正解决。既然调解是当事人自愿的，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合法协议，那么，是否查清纠纷的事实，是非责任是否分清，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反之， 不遵循这一调解的法定原则， 岂不是成了违法调解？其次，调解的“合法原则”， 应当包括程序上的合法与实体上的合法，从程序上看， 而调解并没有程序上的规定， 几乎随时都可以进行，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是这样， 就是法院调解也是如此， 调解可以在诉讼程序中任何阶段进行， 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的， 二审还可以调解，终审判决后， 执行期间又可以再“和解”（调解）。调解在程序上无章可循，致使主持调解的人员滥用职权，随意行使权力，违背当事人的意愿，想调就调，有的甚至打着所谓“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幌子， 强行调解。从实体上看， 法院判决、仲裁裁决的实体合法性必须权符合法律的规定， 容不得丝毫差错， 而调解达成的协议是当事人合意的体现， 当事人有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自由，只要调解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即可， 要求象判决、裁决一样的合法是不切实际的。
②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规定不规范、不合理。法院调解的调解书和仲裁调解的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而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却没有法律效力， 一样是第三者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都是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意， 得到的确是不同效果。司法实践中，行政调解的调解书和人民调解所制作的调解书均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合同争议进行行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应当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者起诉，治安调解只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对调解达成协议是否有效未作规定，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另一方当事人只能提起诉讼。至于仲裁调解，虽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是，仲裁调解书需经人民法院审查，若有《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情形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对申请强制执行仲裁机构的调解书应如何处理的通知》的解释，“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发现仲裁机构的调解书确有错误的，不予执行，并通知原仲裁机构”，当事人则需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此可见， 将调解的效力因调解组织职能的不同而人为地加以划分，这就容易使人们对“调解”产生误解，也显得调解合意的效力不平等。特别应当引起重视的是人民调解，我国的人民调解队伍， 组织最庞大、分布面最广， 大量的民间纠纷都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的，可以说是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而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处纠纷达成的调解协议不具有法律效力，所作出的调解协议得不到法律认可，因而使人们对人民调解产生了不信任感， 认为这种调解起不了实际效用，致使当事人纷纷到法院诉讼，不仅加重了法院办案压力，也会削弱调委会的权威性和声誉。
③ 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在实践中，由于调解协议是当事人亲自签字，即使是违法调解， 要求当事人提出“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证据，几乎是险当事人于举证不能，让法院证明自身的错误又谈何容易，非造成严重后果的， 大都也将错就错。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的“ 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人民检察院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这里又仅限于判决和裁定， 人民检察院对法院调解书提出抗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的答复，“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无权对法院调解实施监督。而对于仲裁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来说， 除了当事人申请执行或提起诉讼而由人民法院审查或审理外，可以说是没有监督制约的。由于我国公民的文化素质、法律意识还普遍较低，特别是基层乡村的农民，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 甚至根本就不懂， 发生纠纷完全信赖于“政府”部门的处理。失去对调解合法性的监督，就容易导致部分主持调解的人员办“三案”，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的越权调解、强行调解、恶意调解等违法调解的现象时有发生，也滋生了腐败行为，使“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使违法调解行为被发现，也只是对案件进行再审，对违法调解的行为人缺少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予以惩处。
④调解缺乏时限约束。《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出裁决”，都没有对调解的时限作规定，致使为了追求调解结果而使纠纷久拖不决，也使得有些纠纷因时间的拖延越闹越僵，给当事人的生产生活造成不便，还增加了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
三、完善规范我国调解体系的模式构想
由于法院的诉讼程序较为繁琐，大量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纠纷，就当事人的意愿而言是希望通过一种简便的方式得以解决，特别是有些当事人对提起诉讼的偏见和误解， 有的还忌讳打官司，一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 对方当事人便产生对立情绪， 使原本较容易调处的纠纷无形地增加了解决难度，以至案了事未了， 不能真正消除矛盾。 因此，有必要对现有调解体系模式进行改革，以使各种调解制度更加规范完整，确保调解组织的工作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充分体现当事人的自主原则，让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最简便快捷的处理方式，缓解和减轻各级政府信访部门和法院诉讼案件的工作压力，降低解决纠纷的成本支出。同时，加强各调解组织相互间的监督， 预防违法调解。
针对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废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改革建议， 有的提出废除“法院调解”，将调解归于行政职能部门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有的建议制定“行政调解法”，对行政调解加以规范，也有提出对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实行确认制度， 赋予调解的法律效力，等等。对此， 笔者认为，我国的调解制度，可以用诉讼程序来加以区分， 设置为“诉前”的调解和“诉后”的调解。“诉前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争议时，在未起诉前由第三者从中调停排解，使之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而不进入诉讼程序。“诉后调解”，是对于当事人发生纠纷后经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者未经调解直接起诉的，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经调停而互相让步，达成和解协议，既解决纠纷又终结诉讼程序。对处理纠纷的方法用“调解”来表述， 处理结果统一用“和解”表述。
笔者认为， 应当保持现有调解体系的框架结构， 即保持各中调解制度的存在， 仍然按照各种调解的分工进行运作， 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可以考虑制定“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确认制度，对原法院调解、仲裁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予以取消，将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的确认权统一规定由人民法院行使， 即由人民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对当事人自行和解或经有关部门组织（包括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依法审查确认，统一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取消法院调解书的形式）送达当事人，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不论是法院调解或者是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当事人所达成的合意，只有经过人民法院审查确认，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这样，既可以将法院调解与其他部门组织的调解相互衔接起来，不以部门职权划分等级，也可以巩固部门组织的调解效果，增强调解的实际效用，同时，统一由人民法院对调解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可以加强对调解的监督， 防止违法调解行为，有效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可以为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统一规范的执行依据。
四、“和解协议确认”的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
确认和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程序，是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关卡， 要求具有较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的人员来担当此任，笔者认为，由法官来行使和解协议确认权是最适合的。因此， 可以在法院内部设置专职的庭室（ 取消现有部分法院的“诉前调解”或“庭前调解”的机构设置），称之为“纠纷调和庭（室）”，专司此职。
“纠纷调和庭（室）”的职权主要应包括两方面：1、审查确认当事人的“和解协议书”。有两部分内容：a、对纠纷当事人于诉前自行和解达成的协议书或者经有关调解组织调停达成的和解协议书，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合法原则进行审查确认，制作规范格式的“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b、对进入诉讼程序而调和达成协议的，依法进行审查，制作 “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 2、调处解决纠纷。 对纠纷当事人未经有关部门组织调解或对调解达成协议反悔而径行向人民法院申请调解的，由“纠纷调和庭（室）”依照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进行调和， 经调和达成协议的， 签订“和解协议书”， 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予以确认，调和未能达成协议的， 依据申请人的意愿，移送审判或由申请人撤回。其特点是， 第一，自愿。 即强化当事人的自愿原则，对“诉前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 使之合意得到法律确认，而是否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 不是必经程序；对纠纷的解决方式的选择，是申请调解还是提起诉讼同样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任何部门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简便。 即不受审判、仲裁的程序的限制， 调处纠纷的方式方法简便灵活， 可以使当事人在一种较为宽松的环境下解决纠纷。第三，规范。即可以使各种调解有机衔接，避免脱节，可以有效地巩固各种“诉前调解”的成果，发挥调解的功效， 避免重复调解，对“诉后和解”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将审查确认设定为必经程序，（诉讼案件可以凭“和解协议确认书”结案，取消原来调解结案的方式）与“诉前和解”相区别，使调解与审判、仲裁相对分离，避免主持人员集调解权和裁判权于一身，预防调解中的违法现象。对调解的效力一律采用“确认”的方式，制作统一规范的法律文书。
五、制定“调解法”的立法建议
要完善我国调解体系，需要对各种调解制度加以规范，据载，北京丰台区法院率先进行改革， 在审判中已对合法调解协议书赋予法律效力，即对人民调解组织出具的合法调解协议，将被法院作为证据予以采用。许祖雄等33名人大代表也就目前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缺乏统一规范，行政调解的作用及效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提出了关于制定“行政调解法”的议案，表明制定“行政调解法”，以帮助弥补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立法空缺，保障行政调解工作有效运行等。这些做法和建议， 都有利于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但是，这还是不能避免使已经调处的纠纷再度审理， 即使制定了“行政调解法”，使现有的“行政调解”得以规范，还是不能解决现有我国整个调解体系存在的“调解协议的效力确认”、“各种调解的法律监督”等问题， 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从立法的角度对我国的整个调解体系进行统一立法，综合现有关于调解的规定， 制定的《调解法》或者《调解通则》，明确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仲裁调解、法院调解的职权范围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规范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调解适用的原则、调解程序和方法、调解时限、调解效力的确认、调解的监督、调解的执行等等，更好地发挥调解的实际效用。
笔者建议应当着重修改完善的部分为：①调解组织的职权范围。可以按照现有法律法规确定的各职能部门的职权范围不变，明确规定越权调解无效。②调解适用的原则。应强调保留“当事人自愿原则”；“合法原则”应限定在“调解达成的协议不得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利益”的范围，取消“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③调解程序和方法。对向人民调委会、行政职能机关、仲裁机构申请调解的，采用“当事人提出申请”的方法，以当事人自愿为原则，有关职能部门即可进行调解，不作程序上的限定。对向法院申请调解，可以规定适用调解程序的范围，将现有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规定调解为必经程序，这类案件未经调解不得提起诉讼。④调解时限。一是应增加对调解纠纷的时限规定，可以参照民诉法规定简易程序的审限，以三个月为限。逾期不能调解达成协议的，调解终结，应告知当事人申请仲裁或提起诉讼；二是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可修改为“调和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以和解协议为附件，制作和解协议确认书，由审判人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双方当事人应于通知领取和解协议确认后5日内向人民法院领取，逾期未领取又未提出异议的，和解协议确认书即具有法律效力”，取消需经当事人双方签收后发生法律效力的规定，限定当事人反悔的时间。 ⑤调解效力的确认。取消现有法律法规关于调解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对确认当事人合意之效力的权利规定统一由人民法院行使，规定“和解协议确认书是申请强制执行的有效凭证，未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⑥调解的监督。增加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和解协议确认书， 提出证据证明调和违反自愿原则或者和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增强监督力度；制定违法调解的制裁措施，可参照民诉法规定的对民事违法行为的制裁。
总而言之，结合我国国情的实际完善我国调解体系，符合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策略，有利于使各种调解制度有机地衔接起来，消除存在的弊端，更好地发挥调解制度所具有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整体效用。
长泰县人民法院王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