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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情况分析

　 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作为党和政府与农村基层群众联系的纽带，在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村稳定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绝大多数基层工作人员正以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踏踏实实、尽心尽力地为人民服务，但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仍有少数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利用手中的权利，钻国家政策、法律的空子，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我院为例：二00四年以来，我院共立案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3件3人，其中乡党委书记1人。
这些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增多，虽然案件数量不多，涉案金额不大，但不仅造成群众对干部的不信任，影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而且易引起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由此看来，我们在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必须对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给予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其社会危害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好查处和预防工作。
一、当前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是作案时间跨度长，次数多。从这3起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来看，有2件作案时间都在1年以上，且作案次数均在2次以上，作案次数十分频繁。如我院查处的某乡党委书记肖某，利用职务之便从1999年至2000年的2年时间内采用收款不入帐等作案手段，作案次数共计5次之多。
二是串案窝案多。这是当前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查处的案件来看，往往是查处一案，带出一窝、牵出一串，甚至是正副手之间相互勾结，合伙作案，利益共享。如我院在查处某财政所受贿案时，除查明其领导收受贿赂外，还发现了该所副所长受贿线索，从而牵出另一受贿案。
三是犯罪数额不大，但危害严重。在查处的这些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中，大多数是从贪小利、占便宜开始，犯罪数额普遍不高，一般犯罪数额在2万元左右，最高的不过10万元。这些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虽然犯罪数额不大，但是造成的社会影响很坏，后果严重，他们的这些职务犯罪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正常发展，破坏了干群关系，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办理不好，极易引起重复举报，发生群众集体上访，甚至导致越级上访，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
二、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主观原因
引发和诱发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犯罪的主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方面：
1、特权思想
定位错误是犯罪的思想根源。一些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特权思想，认为自己是管老百姓的，把自己凌驾于人民和制度之上，无视法律、法规和财务制度，任何事情都是自己说了算，并且滥用手中权利，忘记了自己的公仆身份。 被查处的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普遍认为手中握有人、财、物等实权，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从而政治上放松思想改造，迷失了正确的人生方向，生活上远离农民群众，搞特权，将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
2、失衡心态
畸形的价值观念是犯罪的内在动因。一些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看到国家工作人员经济待遇在逐年提高，一些人通过经商等渠道也致富了，而自己，拿钱不多，管事不少，一年到头很辛苦，心理失衡，盲目攀比，于是开始出现不捞白不捞的错误思想，不是把自身的价值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上，而是贪图个人享乐，把享受、奢靡的生活方式作为追求目标，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放松了对价值观、世界观的改造，依据自身“优势”以权谋私，把公款当成“个人钱庄”，借职务便利吃拿卡要。他们身上出现的问题，表现上看是贪污、受贿等经济问题，实质上是理想信念出现了问题。
（二）客观方面
1、农村基层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有的干部常年忙于事务性工作，忽视了必要的政治理论教育和法制教育，很少进行思想政治学习，放松了自身的思想改造，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十分淡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思想膨胀，往往是用村民赋予的权力作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导致权力商品化。而平时工作中，基层组织的学习制度坚持得不够经常，常常是突击式的应付一下，其上级也只注重抓经济，抓生产，忽视了对干部进行必要的政治理论教育和法制教育，从而使一些人的思想发生蜕变。
2、财务混乱，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作案有机可乘
我院办案人员在办理某乡党委书记肖某一案过程中发现：私开内部收据、收入不入帐、虚报冒领是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惯用手段；财务混乱为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工作人员之间责、权、利不分现象严重，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普遍存在制度不健全、管理不严格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一些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上的漏洞和隐患，也给违法违纪人员以可乘之机。
3、打击不力的消极影响滋长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
很多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开始犯罪时是心存顾虑的，但他们又认为：社会上腐败的人那么多，官职又均比自己大，山高皇帝远的，怎会偏抓到自己呢。在这种侥幸心理的促使下，一些人向国家和集体伸出了罪恶的手。但他们却忘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
三、查办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查办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取证过程中的困难。其中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1、绝大多数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财务帐目混乱，甚至没有帐目，造成相关的书证无从查起。
　　2、相关证人不愿作证，一方面是农村人员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懂得作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是认为都是老乡亲，总得讲点面子。
四、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预防对策
针对当前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要解决好基层工作人员违法犯罪问题，必须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应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给予高度重视，把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做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并积极采取行之有效措施，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打防结合、标本兼治、超前防范，使基层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得到有效遏制。
（一）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教育，增强法制观念，筑起坚固的思想防线
　 当前，不少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在思想意识深处存在官本位主义，他们无视党和人民的重托和信任，处处为自身牟利。因此，其上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在抓经济和生产的同时，必须加强对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思想政治工作要突出提高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和学历层次，着重解决封建传统思想，强化其公仆意识和勤政为民的思想，克服利己主义、本位主义和拜金主义，使其务实地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刻在灵魂之中，时时为群众着想，以实际行动为群众办实事，解决实际困难。 教育中要重内容、重实效，提高其为基层群众服务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通过学习，使其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职业道德，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坚固防线。
（二）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
　　1、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基层的管理和监督，定期对财务工作进行审查，对财务人员进行培训；基层也要定期向上级主管部门报送财务收支情况，自觉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
　　2、建立完整、独立、规范的财务帐目，规定基层工作人员不得兼任会计或出纳职务。
（三）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加大预防工作力度。
就目前情况来看，对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是一个死角，因此，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检察机关应通过查办职务犯罪等形式，使广大的基层工作人员认识懂法、守法的重要性和违法的严重后果，从而遏制基层乡站所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主动深入农村，加大法律的宣传力度，尽快在农村建立起职务犯罪预防体系，形成农村基层组织预防工作机制，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英国留学期间，经英国宪政事务部（Department of Constitution Affair）的安排，我到伦敦一家行政裁判所（Tribunal）实习。裁判所是在普通法院之外，根据法律规定而设立的某些专门裁判组织，用以解决行政上的争端和公民相互间某些和社会政策有密切联系的争端。它独特的运行机制和模式值得我们品味。

　　专业化的裁判人员

　　据统计，英国现有各类行政裁判所近70种，数量近3000个。主要分为四大类型，即财产权和税收方面的裁判所、工业和工业关系方面的裁判所、社会福利方面的裁判所及外国人入境方面的裁判所。行政裁判所的主要优势之一，就是为社会提供解决纠纷所需的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例如，处理针对地方税收官员决定的申诉，必须要熟悉税收法律和实践，所得税专门委员会的裁判员由税务专家担任；对于心理健康审查裁判所的人员，就必须“有这方面运营管理的经验和这方面的社会公益服务知识，或者上议院大法官认为相宜的其他资格或经历”；社会保障专员（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er）通常是精通社会保障法并具有丰富经验，有超过10年法律执业背景的高级律师；再如，土地裁判所就设立一名总裁作为裁判所首脑；其他几名成员要么是特许测量师，要么是律师；此外，还有一名登记员，以及一名负责裁判所日常行政事务的裁判所经理。对强制购买土地后补偿的评估以及其他因其性质或数量不适合由普通法院审理的纠纷，则由这些专业裁判员来裁判。这些专业人员业务熟练，有助于更好地认定事实，适用规章和规则，对行政决定进行更为实体化的审查。

　　独立的审判权配置

　　行政裁判所具有相对独立和超然的地位，除了那些只能向大臣提起上诉的案件，其他大部分案件由于议会将裁判权只赋予了裁判所，因而裁判所是完全独立于政治控制的，绝不服从行政干预。裁判所人员不能由行政官员或者从属于行政机构的人员组成，而是由专业化的人员审查行政决定是否妥当，对其中的法律问题和事实问题进行更为全面的审查，对“政府项目和政策日复一日的运营，以及行政决定的实体内容”予以关注。无论哪一个大臣都不能对裁判所的裁决负责，一个大臣试图去影响某个裁判所的裁决都是不妥当的。裁判所有权规制自己的程序，这种程序自主权决定了裁判所的裁判程序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启动，也可以自行启动主动审查。主动审查时，要事先告知当事人，并要规定合适的方式让当事人表达意见。因为在英国，法院来审查法律问题，而政策问题则被视为行政机关固有的疆域。如果让法院代替行政机关来对公共政策问题做判断，被认为有悖于在行政和司法间分权的基本宪法原则。行政裁判所制度的存在很好地弥补了这种不足与缺陷。

　　简易而快捷的审理程序

　　裁判所总裁可以应当事人的请求，也可以自行决定举行听证前审查（Pre-hearing Review）。在听证前审查中，裁判所主席可以根据文件和书证，对申请中所涉及的任何法律和事实问题予以决断。如果裁判所在听证前审查中所作的意见对整个申请的处理将产生实质性影响，那么裁判所可以将该听证前审查视为听证会。例如《1996年土地裁判所规则》第39条中就规定了“审前审查”（Pre-trial Review）程序。听证中，裁判所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能够厘清问题的路径来设计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防止程序的僵化。但绝大多数的裁判所都实行口头审理，这可能还是它的法定义务。在听证会一开始，听证会主持人就要对听证会的方式和程序，以及相应的举证责任和证据规则予以说明。裁判所可以要求证人、宣誓者及专家出席听证会，可以要求他们为自己的举证而宣誓。裁判所采用对抗制诉讼模式（the adversarial System）。法官的任务不是发现案件真相，而是做案件的裁断者。当然，各类裁判所的裁判模式都不尽相同，像社会保障申诉裁判所的程序很大程度上就是非正式的，可以被粗略地定义为“讯问制”的。

　　在证据方面，裁判所通常不受严格证据规则的约束。可以接受传闻证据（Hearsay Evidence），也可以依赖裁判所成员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来进行判断，而不限于听证会上所提交的事实。但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如果要考虑更多的事实，就应告知受影响的当事人，给当事人以回应的机会。例如在道格代尔诉卡夫食品（Dugdale v Kraft Foods）案中，法院的判决认为：“职业裁判所（前身是产业裁判所）的成员之所以获得任命，是因为他们特别的经验和学识，因此，面对那些对他们而言显而易见的事项时，有资格运用经验和学识来弥补证据中的缺陷。但如果给出的证据与他们的经验和学识相悖时，他们不应一味地偏重自己的学识，而不给证人安排一个机会。”就证人证言形式而言，包括听证会上的口头证据，证人的书面陈述、证词摘要或者宣誓书。在裁判所认可的情况下，电话、视频等形式的证言也可被接受。在裁判所允许的情况下，证人可以出席听证会，对他的证言详加陈述，或是对书证中出现的新情况予以补充说明。裁判所有权决定是否允许当事人提交专家证据。

　　在听证开始后，如果裁判所三名成员中有除主持人之外的另外一名成员缺席，如果申请人同意也是可以被接受的。在裁决方面，根据《草拟裁判所规则指南》，登记员将接受的申诉申请发放给有关各方后，当事人如果没有意见反馈，或者行政机关的反馈意见表明它将同意申诉请求，而且裁判所也审视了提交的材料，考察了所争议问题的性质，认为不太可能引发行政裁决的偏见，也不存在什么重要的公共利益考量，可以无需听证程序就对申请作出裁决。例如《2003年移民和庇护申诉（程序）规则》第45条和《2000年信息裁判所（执行申诉）规则》第13条中，都对此做了类似规定。裁判所根据多数成员的意见作出裁决，并在裁决中记录是一致通过还是多数通过。听证会结束时，裁判所应以口头或书面形式作出裁决，并且尽可能快的形成文件，文件要包括对裁决的理由说明，并由裁决主持人签发。同时，裁判所的决定都要对公众公布。

　　中立而公正的裁决机制

　　早期的英国没有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普通法院中也没有设立行政审判庭，甚至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诉讼程序规则。这既是传统行政所缺乏的，也是传统的司法系统所缺乏的。传统的行政系统缺乏裁决纠纷的中立性，而传统的司法系统又没有大批量处理纠纷足够的效率。因此，必须在二者之间取长补短，将司法保证中立、公正的程序机制与行政的效率结合起来。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看，行政裁判所可以迅速、低廉、分散地裁决大量个别案件。换句话说，各种类型的裁判所担负了大多数行政案件的初审任务，并可以运用与相应的行政裁判所有关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不限于法律专业知识，还包括其他职业领域的相关经验。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行政裁判所比法院更容易为公众接近。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裁判所职责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院，甚至其本身已经构成了比法院还重要的行政决定审查机制。这正如1932年多诺莫尔（Donoughmore）委员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裁判所比法院的优势在于，“低廉、技术化、快速及专业。”裁判所裁决机制，使得申请人能更好地理解裁判程序，更有效地去表达意愿，从而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公正的裁决。

　　张弛有度的上诉申诉制度

　　对于裁判所的裁决，是否有上诉、申诉权利要取决于特定类别裁判所的立法中是否规定了申诉权利。这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法律未规定申诉权利。例如《1980年教育法》创设了教育申诉委员会，但没有规定委员会的申诉权利；第二种情况，法律仅仅规定了对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的权利，或就法律问题向高等法院上诉的权利，例如对于特殊教育类的案件。还有《1970年薪资平等法》、《1976年种族关系法》、《1974年卫生和安全法》等法律中，规定可以对产业裁判所裁决中的法律问题提起申诉；第三种情况，可以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提起申诉。如移民类的案件就可以上诉到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Immigration Appeal Tribunal）,还有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the Social Security and Child Support Commissioners）,土地及估价上诉行政裁判所（the Land and Valuation Appeal Tribunal）,财政及税收上诉行政裁判所等。

　　另外，上诉的途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1.向其他裁判所提起申诉。在移民、社会保障、土地、交通以及税收这五个领域中，对“一级裁判所”（First-tier Tribunals）的初始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二级裁判所”（Second-tier Tribunals）提起申诉。2.向大臣上诉。有的法律规定，对于不服裁判所的裁决，可以向大臣提起上诉。这样的规定并不多见，大多是需要依政策裁判的案件。3.向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许多上诉行政裁判所的案件，法律还规定了可以向高等法院进一步上诉，而对于社会保障及儿童抚养专员的决定，或者就业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法律规定可以直接向上诉法院上诉。

　　（作者单位：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