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厦门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1月10日福建省厦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和管理，促进城市园林绿化事业发展，改善生态环境，美化生活、工作环境，增进人民身心健康，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城市规划区内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园林绿化是指城市园林绿地、树木花草和园林设施。
本条例所称的城市园林绿地包括：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等。本条例所称城市园林包括：各级各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专类园、街头游园以及单位附属游园、花园和庭园。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园林绿化做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城市建设资金中按比例安排城市园林绿化建设、保护经费。
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积极参与园林绿化建设。
第五条 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园林绿化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园林绿化工作。
各区城市园林绿化工作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负责，业务上接受市园林绿化部门的指导。
第六条 城市园林绿化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建设与养护管理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 一切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植树或其他绿化义务。任何人都应当爱护园林绿化成果和园林绿化设施，并有权劝止、检举、控告损害园林绿化的行为。
第八条 加强城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艺术水平。提倡开展庭院、阳台、屋顶、墙面和室内的绿化美化活动。
第九条 加强园林绿化法律、法规和园林绿化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
各级各类学校应开展爱护花草树木的教育活动，培养学生和幼儿爱护绿化环境的良好习惯。
第十条 在城市园林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管理、科研工作中做出显著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园林绿化部门给予奖励。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十一条 厦门市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由市园林绿化部门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园林绿化专业规划组织编制，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园林绿化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绿化用地面积占建设工程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以下简称绿地率），必须符合以下指标：
（一）区级以上医院和休、疗养院不低于45％；
（二）高等院校、宾馆不低于40％；
（三）机关、中小学校、公共文化设施及其它企业、事业单位不低于35％；
（四）居住区不低于30％，其中应按居住人口人均1至2平方米的标准集中建设绿地；
（五）主干道不低于25％，次干道及其以下等级道路绿地不低于20％；
（六）旧城区改造范围内的各项建设不低于25％，主干道绿地不低于20％，次干道及其以下等级道路绿地不低于15％。
同在一个街区内的建设项目在符合整个街区集中绿地指标的前提下，其绿地可综合平衡或统一建设。
第十三条 “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应严格按其总体规划的园林绿化规划要求进行建设，鼓浪屿改建的绿地率不得低于50％。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绿地率无法达到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指标，又确需进行建设的，经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市园林绿化部门审核，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按所缺的绿化用地面积向市园林绿化部门缴纳绿地建设补偿费，由市园林绿化部门按照城市规划易地
统一进行绿化建设。
绿地建设补偿费专用于易地统一绿化建设，其收费标准和收缴使用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五条 现有绿地率低于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指标，尚有空地可以绿化的，应当限期绿化，不得闲置，不得作为他用。
第十六条 城市的苗圃、花圃、草圃、盆景基地等生产绿地，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建设的需要，其用地面积不得低于建成区面积的2％。
第十七条 城市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应当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与人文条件，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体现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公共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的建设，应当以植物造景为主，其绿化面积不低于规划绿地总面积的85％。
第十八条 涉及影响城市园林绿化的建设项目，在选址定点时应当向市园林绿化部门提出申请。市园林绿化部门应在收到完整的申请文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不同意的，应书面说明理由。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规划设计方案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审批时，必须有市园林绿化部门参加审查。
城市的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和干道绿化等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必须有市园林绿化部门参加会审。
第十九条 承担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的单位，应当执行园林绿化工程设计规范和施工规程，确保质量。
本市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单位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进行资质审查，并发给资质证书。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进行资质审查时，应征求市园林绿化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条 公共建筑的附属园林绿化工程、占地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必须由持有相应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第二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项目，必须按下列指标将配套绿化建设费纳入建设项目投资总概算：
（一）超过18层的高层建筑项目不低于土建工程概算的1％；
（二）18层以下的建筑及道路建设项目不低于土建工程概算的3％。
第二十二条 园林绿化工程竣工后应经市园林绿化部门验收。
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附属绿化工程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同时投资、配套建设、同时验收。对未能按原规划设计方案完成绿化的责令限期完成。逾期仍不能完成的，由园林绿化专业部门进行绿化，所需绿化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二十三条 园林绿化工程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将园林绿化工程竣工资料交厦门市城建档案部门存档备案。
第二十四条 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免收城市公共设施配套费和土地出让金及其相应费用。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已建成的城市园林绿地或者规划已确定的城市园林绿化用地的使用性质。因特殊情况需要改变的，须经市园林绿化部门审核后，报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向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涉及有关规划技术控制指标较大幅度调整的，由市
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审查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前款改变园林绿地使用性质的，应按规定补建绿地，不能补建的，应按规定缴纳绿地建设补偿费。
第二十六条 禁止占用城市园林绿地。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使用的，须经该绿地管理单位同意，报市园林绿化部门批准，交纳恢复城市园林绿地保证金和临时使用费，并按有关规定办理临时用地手续。使用期间，应采取保护园林绿地的措施。使用期满后，应按规定期限恢复原
状，经市园林绿化部门验收合格后退还保证金。
第二十七条 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和养护工作实行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并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各类公共绿地由园林绿化部门实行分级管理，城市干道绿化带由市园林绿化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负责管理；
（二）经市总体规划确认的风景林地，由市园林绿化部门或其授权单位负责管理；
（三）单位附属园林绿地和单位门前的树木花草，由单位自行管理；
（四）居住区绿地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小区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管理；
（五）生产绿地、防护绿地由其经营管理单位负责管理；
（六）居民在私有庭院或宅基地种植的树木，由居民管理养护。
第二十八条 各园林绿化管理责任人应注重园林植物和园林设施的养护管理，提高园林绿化的园艺水平，搞好防火和防治病虫害工作，保持良好的生态和景观。
第二十九条 城市内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的归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移植。因特殊情况确需砍伐、移植或非正常修剪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因建设施工或有倾倒危险的，本岛5株以下（含5株）集体或个人所有的树木报区园林绿化部门审批，6株以上的和本岛国有树木及鼓浪屿区树木报市园林绿化部门审批。办理审批手续时应提交申请书、建设项目完整批文或其他有关文件。经审批同意的，须按规定缴交绿化补偿
费。
（二）因树木或城市园林绿地与架空线路、路灯照明、地下管线发生矛盾的，由管线管理单位向市园林绿化部门提出申请，缴纳施工费用，配合园林绿化专业部门按照兼顾管线安全和树木正常生长的原则进行修剪、砍伐、移植。
（三）因遭受不可抗拒的灾害、工程抢险确需立即砍伐、移植、修剪树木（不含古树名木）的，可先行处理，但应在48小时内报园林绿化部门备案。
各级园林绿化部门应在收齐所需文件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不予批准的，应书面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下列树木严格控制砍伐：
（一）“鼓浪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的树木；
（二）沿海防护绿地的树木；
（三）城市干道行道树；
（四）具有景观价值的树木；
（五）胸径在30厘米以上的树木。
第三十一条 城市古树名木由市园林绿化部门统一组织鉴定，建立档案，划定保护范围，设立标志，确定养护技术要点，分级实施特殊保护，严禁砍伐、移植。
各区园林绿化部门应负责辖区内古树名木的管理工作、检查监督和技术指导。散生于单位或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该单位或房屋产权人、使用人应负责该古树名木的管理养护。
第三十二条 严禁擅自修剪古树名木。因特殊情况必须修剪的，应报经市园林绿化部门批准。
在古树名木树冠边缘外4米范围内，禁止堆放有毒有害物料，建造构筑物、建筑物或铺设各种管线，禁止打桩、挖坑、取土或倾倒污水污物等一切有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城市园林、绿地内重要自然景观、文物古迹、纪念景物应组织鉴定，并建立档案和标志，妥善保护和管理。
第三十四条 严禁下列损害城市园林绿化的行为：
（一）在树冠下设置煎、烤、蒸、煮等摊点；
（二）在树干上倚靠重物，利用树木搭盖，擅自牵绳挂物等；
（三）在树上刻字、打钉，剥、削树皮和挖树根；
（四）随意攀树折技、采摘花果、剪采枝条、挖掘药材等造成花草树木损害；
（五）在城市园林绿地内乱摆摊点，随意停放车辆，倾倒垃圾、污水、堆放废弃物；
（六）损毁园林建筑和设施；
（七）其它损害城市园林绿化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严禁在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内采石取沙、放牧狩猎、造坟修墓、野炊烧烤、擅自用火等。
第三十六条 在公共绿地内不得滥设服务摊点和广告，在符合该公共绿地整体功能的前提下设立服务摊点和广告，必须由公共绿地管理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园林绿化部门审核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降低绿地率进行建设的，责令停工和限期补交绿地建设补偿费，并按应缴纳的绿地建设补偿费5％至10％的比例处以罚款；
（二）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擅自施工或者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它补救措施，并可按该园林绿化工程投资总额10％至30％的比例处以罚款；
（三）将公共建筑的附属绿化工程或占地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园林绿化工程发包给无相应园林绿化设计、施工资质证书的单位设计或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对建设单位按该园林绿化工程投资总额10％至30％比例处以罚款；
（四）临时使用城市园林绿地逾期不退出的，责令限期退出、恢复原状，并可按日每平方米20元至100元处以罚款；造成园林绿地损害的，由使用者负责赔偿；
（五）擅自将规划确定的园林绿化用地改作他用或侵占现有绿地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并按日每平方米30元至150元处以罚款；对已形成的建筑物、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责令其限期拆除恢复原状；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六）擅自移植或非正常修剪树木的，责令其立即停止，拒不停止的，没收有关器械，并可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
（七）未经批准砍伐树木或因擅自移植、非正常修剪造成树木死亡的，责令其按树木评估价赔偿损失，并可按该评估价的1倍至5倍处以罚款；
（八）擅自修剪、移植、砍伐或损伤古树名木的，责令其按古树名木评估价赔偿损失，并按该评估价1倍至5倍处以罚款；
（九）有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元至500元的罚款；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按损失额1倍至5倍处以罚款；
（十）在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内放牧狩猎、造坟修墓、野炊烧烤、擅自用火的，责令立即停止，限期治理，并可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造成损失的，赔偿损失，并可按损失额5倍至10倍处以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无园林绿化设计、施工资质证书或超越园林绿化设计、施工资质证书规定的范围承担园林绿化设计或施工任务的，由园林绿化部门提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拒绝、阻碍园林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依法强制执行。
第四十二条 各级园林绿化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厦门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厦门市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1996年1月10日
走出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与张明楷教授商榷
□欧锦雄
内容摘要 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均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提倡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关键词：刑事司法实践、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一元化、刑法典、司法解释
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位的应用理论，是关系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的重大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中，人们需要经常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解决定罪问题。当前，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通说是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然而，张明楷教授对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一统中国大陆刑法领域的状况进行了批评，他倡导在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上让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对此，笔者持有异议。笔者认为，在学术层面上倡导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让犯罪构成理论的运用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可能给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带来重大的危害。在笔者看来，犯罪构成理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多元化将破坏民主法治和导致定罪混乱，使刑法的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功能得不到实现。
一、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
当前，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的犯罪构成理论主要有三种：（1）以俄罗斯、中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犯罪成立三阶层论，（3）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即“行为一行为人”二元理论）也具有一定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刑法学者对犯罪构成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是随着大量外国刑法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以及大量在外国留学的刑法学者学成归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研究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些刑法学者对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许许多多改革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主张和方案。有人提出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推倒重来”并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取而代之，有人主张引进英美犯罪构成双层论理论，有人推崇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还有许多人创建了自己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周光权教授提出了“周氏三阶层论”，曲新久教授等诸多专家学者也构建了各自的犯罪构成理论。在一些学者对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为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辩护。
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张明楷教授于2010年在《中外法学》（2010年第1期）发表了《构建犯罪论体系的方法论》一文。张明楷教授在文中主张，我国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一理论主张引起了刑法学界的关注，并引起了人们的争论。张明楷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试图改变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局面的观点与做法,并不存在过错。学术自由的结局,必然导致一元犯罪论体系独存的局面不复存在。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是令人欣慰的现象。我们没有必要动辄要求在犯罪论体系上形成共识,动辄期待学者形成一致意见,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学术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张明楷教授主张在学术研究上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张明楷教授也推崇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他认为，“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在就同一问题出现了各种观点的场合,司法工作人员为了使自己办理的案件获得公平正义的结论,会权衡各种观点的利弊,从而对不同观点做出取舍。各位刑法学者的观点,如同超市里的商品,司法工作人员需要什么就取什么(而且是免费的)。‘在某些场合,以不同的体系看问题,还能够明确事物的不同侧面。’所以,多元的犯罪论体系并存,反而有利于刑事司法。” 综上所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1）在学术研究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2）在司法实践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上进行激烈的争论，这有助于深化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为建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提供诸多可供参考的理论知识。因此，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百花齐花，百家争鸣”（即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学界所提倡的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可直接在刑事司法实践予以运用呢？法官、检察官、律师可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诉讼各个环节运用各种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来论述自己的定罪主张，甚至确定定罪与否呢？换言之，我国在司法实践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否具有妥当性？
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实践迷思
犯罪构成理论在理论研究上标新立异是法学研究的必然结果，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犯罪构成理论一旦进入刑事司法实践领域，其运用问题就变成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重大事情了，因为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践上的运用会影响到对行为的定罪与否，会影响到对人的生死予夺，会影响到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鼓励、推动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导致诸多实践迷思。
迷思之一是，每一个犯罪构成理论与我国刑法典均相匹配吗？均具有科学性吗？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典为根据来阐释犯罪成立与否的理论，因此，科学的犯罪构成理论应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与本国刑法典相匹配，且应具有逻辑性和易操作性。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全盘引进的国外犯罪构成理论以及自主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至少有数十种之多，每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是否均与我国刑法典相匹配，均具有科学性？谁才有权鉴定哪一犯罪构成理论的对与错？好与坏？
迷思之二是，在我国刑法学者主张的数以十计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因适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得出不同结论的情况，这时，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准？例如，德日犯罪三阶层论存在着超法规的违法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责任阻却事由（如无期待可能性），依这一理论，行为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且社会危害性较大也可以超法规事由对行为人出罪、免责，而犯罪构成四要件说在出罪上要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行为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且在社会危害性严重时，若法律无免罪免责的特别规定，行为是不能出罪、不能免责的。在这一情况下，应以哪一犯罪构成理论为标准来考虑定罪与否呢？
迷思之三是，在法庭审理中，每一诉讼主体运用截然不同的犯罪构成理论是否会引起思维的混乱？在法庭审理中若鼓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检察官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指控，律师以英美犯罪构成双层次理论辩护，被害人的代理人以法国犯罪构成二元论控诉，而法官以德日犯罪三阶层论或四阶层论判决。在一个法庭审理中出现如此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各诉讼主体在各种概念和各种理论转换中其思维难道均能清晰地泰然处之？
迷思之四是，法官、检察官或律师在办理不同案件时可否根据自身诉讼目的的需要分别选择有利于己方的犯罪构成理论？例如，由于有些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会得出不同结论，因此，法官在同一类基本一致的案件中，可否在这个案件中适用这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而在另一个案件中则采用另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判决？且结论也可不相同？若此，司法权威是否仍存在？
迷思之五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是否均有能力娴熟地掌握这数量繁多的犯罪构成理论？犯罪构成理论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的理论，各法律职业者均应娴熟掌握这种理论才能在控辩审过程中实现民主的法治对话，最终实现刑事审判的正义。然而，面对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复杂局面，每一个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是否均具有超凡的智力和精力去娴熟地掌握这五花八门的犯罪构成理论呢？
迷思之六是，面对犯罪构成多元化的迷局，被告人无所适从，不知如何辩护，广大民众则无法进行民主监督，这是否会破坏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现代民主法治要求，被告人应有自我辩护的权利，让自己知道为何被定罪，现代民主法治还要求审判公开，让广大民众监督法庭审判是否正义。因智力以及专业所限，绝大多数被告人以及广大民众绝不可能掌握这数不胜数的犯罪构成理论。鼓吹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这无异于剥夺被告人的自我辩护权利，无异于剥夺广大民众监督的权利。这是否符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呢？
三、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多重危害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刑法典匹配性的不同以及其他特殊原因，致使一些犯罪构成理论在定罪上出现冲突（主要是定罪与不定罪的冲突）。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若推崇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将会导致定罪的困惑。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在诉讼过程中对各诉讼主体产生负面影响，会使刑事诉讼受到重大冲击，其办案质量将大受影响。可以说，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必将带来严重的危害。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违背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现代民主法治强调，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应具有充分的辩护权利，其中包括自我辩护的权利，此外，被告人还应具有知悉自己的行为为何被定罪的权利。在现代民主法治里，广大民众有参与法治过程的权利，刑事审判公开原则的确立是民主法治的重要方面，广大民众在公开的刑事审判中可以监督其诉讼程序和实体判决结果是否合法，是否正义。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使法庭调查、辩论、判决等环节出现多种多样的概念、多种多样的理论、多种多样的分析论述方法。在概念理论的混乱迷局中，被告人无法实现自我辩护权和被定罪的知情权，广大民众也无法实现民主监督权，从而破坏了现代民主法治的诉讼制度。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导致定罪混乱，从而可能破坏法治的统一。由于在数量众多的犯罪构成理论里，存在着对同一案件可能得出不同定罪结论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犯罪构成理论，因此，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情节基本相同的同一种案件，这个法官依这种犯罪构成理论认定有罪，那个法这官依那种犯罪构成理论不予定罪，定罪的混乱必将破坏司法统一性，从而削弱了司法的权威。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混淆视听，使控辩的针对性不强，最终导致审判质量不高。在法庭上一旦出现犯罪构成理论运用多元化的局面，势必引起多种多样的概念、理论的对撞，同词异义或同义异词的现象将时常出现，因理解的不同，必将出现诸多无谓的辩论。由于各诉讼主体未必均掌握各种犯罪构成的理论的内容，对于对方所言何物也未必清楚，甚至可能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荒唐辩论，若此，诉讼质量将大打折扣。
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会破坏司法权威，导致累讼的出现，同时，会影响罪犯的改造质量。由于不同犯罪构成理论对同一案件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由于被告人及其亲属在诉讼各环节各主体运用多种犯罪构成理论的混乱局面下无法懂得被定罪的道理，因此，即使判决公正，也会上诉以及申诉。在判决生效后，罪犯在劳动改造中也不会服判，从而影响改造质量。
四、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破解
张明楷教授之所以会提出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上也应多元化的错误主张，是因为他忽视了对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的深入思考。为了更好地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首先应明确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
犯罪构成理论是指认定某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理论体系，或者说它是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体系。在刑事诉讼的侦查、起诉、审判和刑事执行等环节，犯罪构成理论为各有关机关及其相关人员所运用，被告人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为自己辩护，民众也可运用犯罪构成理论评价、监督审判的公正性。刑事审判的民主性决定了犯罪构成理论应具有通俗化、大众化的特性。
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总目的是，确保对有罪的人准确地依法定罪以及确保无罪的人不被定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人权。具体而言，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具体目的有三：
1．为司法人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提供一个阐明犯罪成立的标准和规格的理论工具，以保证对有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准确定罪，让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受到冤枉的判决。
2．为被告人提供一个辩护自己无罪或构成轻罪或真正认知自己已构成犯罪的辩护理论工具，从而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或认罪服法。
3．为广大民众监督审判是否具有公正性提供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以实现真正的民主法治。
从建立犯罪构成理论的目的可知，在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并非多多益善，相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严重的危害。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即在刑事司法实践各诉讼环节各诉讼主体均只能运用同一种犯罪构成理论分析，辩论或确定定罪问题。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实现前述犯罪构成理论建立目的和破解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实践迷局的最佳选择。当然，我们所选定的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必须是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的、具有简单、易操作特性的科学犯罪构成理论。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实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可以克服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种种弊端，它可以让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让广大民众实现刑事审判的民主监督权，这符合现化民主法治精神。它可以避免因运用不同犯罪构成理论而出现定罪的混乱，实现司法的统一性，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它可以使法庭上各诉讼主体运用同样的法言法语，提高控辩效果和审判质量。它还可以克服犯罪构成多元化所带来的累讼及罪犯改造质量问题。
目前，我国刑法学者主张引进的或创建的犯罪构成理论多种多样。既然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提倡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就必须选择一个最佳的犯罪构成理论作为司法实践中唯一选择的理论。笔者认为，犯罪构成理论是判定犯罪是否成立的理论，因此，这一最佳犯罪构成理论应具备以下条件：（1）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已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囊括其中；（2）这一犯罪构成理论将所有构成犯罪的要素根据定罪的思维和按一定逻辑进行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3）这一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且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它是一种平民化的犯罪构成理论，它体现了现代民主法治精神。（4）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认为，犯罪构成由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和犯罪主体四要件组成。从总体上看，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基本符合上述条件，但是，它也存在着一些欠缺，尚需进一步完善。
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继承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苏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则是在十九世纪初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构成要件理论基础上发展的。自我国1979年刑法典颁布实施后至今，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居主导地位。我国以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为核心而形成的中国刑法学已成为中国刑法教义学。三十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简单易学，具有较强操作性，且具有较强科学性，并与我国刑法规定相匹配。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所提倡的一元化犯罪构成理论依然应是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当然，对于这一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应适度改造，以便使其更具科学性。笔者认为，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1）综合社会危害性未达到犯罪程度而不入罪的情形还不能较科学地以这一理论予以解释。例如，甲盗窃其母亲5000元，并挥霍了。这种亲属间的盗窃在实践中一般不定罪。但其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四要件，这如何以犯罪构成四要件说解释？（2）对于具备免罪事由而不能宣告该行为为犯罪行为的情形，犯罪构成四要件说也不能较好地解释。例如：我国刑法第241条第6款就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免罪事由，它是这样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收买人的行为符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时，如果因具备上述免罪事由而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就意味着行为人被免予有罪宣告和免去刑罚。对于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前述缺陷，可以通过适度改造后予以完善。
五、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刚性路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危害是巨大的，而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理性选择。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属于理论范畴，它对人们无法律约束力，从理论上说，人们可以根据自已的爱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任何一种犯罪构成理论来阐释法律或定罪。为了减少或杜绝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对司法实践的负面影响，我国宜采取一定的方法让刑事司法实践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之路。
犯罪构成是刑法规定的、构成某种犯罪所必需的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规定的，而所谓刑法规定包括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是某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特殊构成要件，刑法总则规定的是各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中的共同条件。只有把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综合起来，才能准确地把握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例如，《刑法》分则第234条对故意伤害罪是这样规定的：“故意伤害的，处……。”故意伤害罪的犯罪构成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刑法分则第234条规定的故意伤害罪包括下列要素：（1）伤害行为；（2）主观上是故意的，（3）侵犯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他人健康权。2、刑法总则规定了普遍适用的要件：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责任能力。这些要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是以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为基础建立的，由于每一种犯罪的犯罪构成是由刑法分则规定和刑法总则规定两部分组合而成，而刑法又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所以，导致犯罪构成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言之，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一个完整的犯罪构成具体应包括哪些要素，也没有明确规定各个构成要素应按什么顺序排列组合（即没有明文规定犯罪认定规则体系）。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概念明确化，犯罪构成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当然也应明确化。只有这样，司法人员、被告人和广大民众才可清晰地理解和预知犯罪的界限及定罪规矩。因此，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诸要素之和以及犯罪认定规则体系，这是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在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说里，犯罪客体中所体现的“法益”要素、犯罪客观要件中的“危害行为”等要素、犯罪主体中的“故意”或“过失”要素、犯罪主体中的“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能力”等要素，以及“社会危害性”（法益受侵害性）等要素是犯罪成立的必备要素，它们均可作为犯罪构成的必要要素在立法中予以规定，同时，对于免罪事由在犯罪认定规则体系体系中的位置也可在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一旦犯罪构成立法化，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在适度改造后即可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的一元化理论。
在刑法典总则里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概念、构成要素和犯罪认定规则体系可以减少犯罪构成理论的纷争，并为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打下坚实的法律基础。但是，由于立法的简约性，前述立法还不足以确保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全面实现。在刑事司法实践领域，犯罪构成理论具有巨大的作用，它甚至可以剥夺人的生命，因此，为了最终实现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让最具科学性的犯罪构成理论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唯一选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让完善后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定罪体系的地位。
目前全国司法统一考试是普选法律职业工作者的必由之路。因此，全国司法统一考试已成为全国法律实务教育的指挥棒。为了保证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实现，全国司法统一考试的考试大纲及必需的参考书应明确确定居于通说地位的、经适度完善的犯罪构成四要件说的权威地位。
六、结论
犯罪构成理论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的推广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学术自由，学术自由必然导致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局面，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局面的形成说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在学术上的发展和繁荣。可见，在学术研究上提倡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是合理的。然而，犯罪构成理论在司法实践中推广则是一个凝重的严肃问题，犯罪构成理论是具有高度实践品质的理论，它关系至对人的生死予夺，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倘若在诉讼各个环节里任由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任由司法官们自行其是，那么，刑事司法实践将出现难以预料的混乱迷局，并影响刑法适用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这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护和社会保障功能。由此观之，刑事司法实践局面上，张明楷教授所倡导的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观点是不妥当的。我国应杜绝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犯罪构成理论多元化的混乱局面，理性地营造犯罪构成理论一元化的实践格局。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一直是我国居于通说地位的犯罪构成理论，数十年的刑事司法实践证明，这一理论简单易学，操作性强，并具有较高科学性，它是一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并适合刑事司法实践要求的犯罪构成理论。今后，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仍应坚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作为主导理论，并通过适度的科学改造，让其发挥勃勃生机。
